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1936年12月12日,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時稱“西安兵諫”。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主導下,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十年內戰的局面由此結束,國內和平基本實現,成為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

基本信息

事變背景

九一八事變

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前夕的張學良(左)和楊虎城(右)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共產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轉移,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保全縣吳起鎮會師。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1935年9月20日,蔣中正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勞山戰役中,王以哲的67軍110師2個團和師部被殲,師長何立中戰死,團長裴煥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東北軍在榆林橋戰役中,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團長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面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一二·九運動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舉行了大規模的大學生示威遊行,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獲得全國民眾積極回響,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給實行“攘外必先安內”,“不抵抗政策”的國民政府巨大壓力。

中共確立抗日統一戰線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1936年2月,中共宣布開始東征抗日,由劉志丹率領的紅軍表面上進軍河北、熱河對日軍作戰,實際卻向太原推進的過程中和閻錫山的部隊發生衝突。劉志丹戰死,紅軍撤退。

兩廣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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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6月2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準許粵桂部隊北上。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中正表態歸順。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使蔣中正聲望提高。叛方空軍駕駛員與將領的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中正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

張學良與中共的秘密接觸

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以哲、劉鼎。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了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張學良向紅軍提供了大量的過冬棉花,藥品、新鮮食物等物資,解決了紅軍過冬的燃眉之急。

另外,當時鄧小平病重,生命垂危,無藥可醫,也是張學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張學良不但接受並積極學習共產主義思想,還向第三國際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但由於張學良的父親有殺共歷史,入黨申請被拒絕。

蔣介石撤銷張學良職務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給張學良造成良好的政變條件。張學良正猶豫不決之時,蔣介石召見邵力子及十七路軍、東北軍軍師長以上官員,造成張、楊的恐慌,楊虎城出於公心,屢次向張學良提意見,遭拒絕。後來又找見邵力子,讓他通知大公報社可以發表對張、楊的彈劾,並撤銷職務,引起社會各界不滿。張楊由此發動西安事變。

事變時間表

1936年8月29日,得知國民黨特務逮捕秘書、東大學生代表、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和馬紹周、關沛蒼,張學良命譚海率衛隊營包圍和查抄了陝西省黨部,即為“艷晚事件”。

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一致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訓斥。

10月29日,張學良飛抵洛陽為蔣介石祝壽,勸蔣聯共抗日,遭蔣怒斥。

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遭蔣嚴詞拒絕。

12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致書蔣介石,促其當即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蔣介石再赴西安,脅迫張學良、楊虎城“剿共”。

12月7日,張學良去華清池,向蔣介石“哭諫”;8日,楊虎城去勸蔣,均無結果。

12月10日,蔣介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12日發布第6次“圍剿”紅軍命令。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何應欽以國民政府名義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並派飛機到西安偵察。

12月14日,張學良、楊虎城宣布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日本陸軍省制訂《西安事變對策綱要》。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稱:“張學良部隊叛變無疑是中國親日分子的一個陰謀”。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紅軍高級將領名義給南京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兩次發出通電,表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12月16日,國民黨中央委任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調集20 個師的兵力對西安進行威脅。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等通電全國,反對內戰。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飛抵西安,同張、楊商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提出五項抗日救國主張。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進一步確定並完善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12月20日,宋子文到西安,張學良向他講述了自己的意圖。

12月22日,宋美齡等到西安。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會談。

12月24 日,會談達成6 項協定,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2月26日,張學良陪蔣介石回南京被扣留。

具體經過

發動兵諫

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囚禁的地方
12月11日晚,張學良與楊虎城在止園緊急磋商,決定發動對蔣介石的兵諫。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的命令。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部下孫銘九,帶兵衝進臨潼華清池蔣介石住地,蔣已逃走。他就帶著隊伍搜山,搜到高處,見石頭後面躲著一個人,於是就大喊一聲,“什麼人,出來!”蔣介石戰戰兢兢的露出頭來,接連反問:“你們是什麼人,你們是什麼部隊?”他知道不是紅軍,而是東北軍後,就故意裝模作樣地不肯出來。孫銘九派兩個人去架著他,蔣介石踉踉蹌蹌地下了山,立即被送到西安城裡。被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扣押了起來。

尋求國共合作

張、楊於12日當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楊分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等8項主張。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

國名黨內部反應

親日派攪局
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時的宋美齡(右)
蔣介石被扣之後,國民黨內部一片混亂,以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趁機爭權奪利,轟炸西安,欲置蔣介石於死地。何應欽表面上迎合宋美齡,暗地裡繼續向西安調兵遣將,準備向張、楊方面動武。16日,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並相應作了軍事部署,派飛機轟炸西安臨近地區。

親英美派營救

西安事變後,宋美齡宋子文為代表的親美派主張極力營救蔣介石。一方面與何應欽針鋒相對,力阻其對西安的轟炸與討伐,另一方面又急忙找到宋慶齡,勸其對張、楊產生影響和平解決。宋慶齡對蔣歷來反感,但對何應欽的作為也不無擔憂,若蔣系崩潰,國民政府就真的要成為親日派的天下了。與此同時,宋慶齡接連收到共產國際三封急電,要其發揮一切影響力促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閻錫山態度

西安事變前,面對日本侵華勢力的威脅,同處“剿共”前線的閻錫山與張學良、楊虎城在“守土”、“抗戰”的立場上具有一致性,都希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致對外,抗擊日軍。

西安事變閻錫山

西安事變後,無論張學良與楊虎城,還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與討伐派,都非常關注山西閻錫山的反應,極力拉攏閻錫山。事變前,張、楊與閻錫山交往緊密,因此除12日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外,張學良於13日專電閻錫山:“我公有何見教,盼賜復”,徵詢閻的意見,希望閻錫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應。

南京方面,以宋美齡、宋子文為首的主和派和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先後致電閻錫山。孔祥熙於事變次日的電文,稱讚閻錫山“我公公忠體國,雄鎮邊陲,登高一呼,眾流回響,尚企主張正義,領導群倫,俾抒國難”;希望閻能夠出面,對張學良“責以大義,動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瀾,拯國家於萬劫”,並提出營救蔣介石的具體措施:“逕送蔣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難,故擬勸張先送蔣介石赴太原,而以斡鏇之任托伯川閻公。”其倚重懇切之情溢於言表。主戰派的何應欽、孫科隨後也致電閻錫山說:“環顧國中能深識此事之癥結,熟權公私中之兩宜者,無如先生”,希望閻“慨切勸導”張學良。

被多方倚重的閻錫山,開始以“調停人”的身份,斡鏇於各方。14日,閻錫山回電張、楊,同時抄送南京,表示“西安變起非常,我輩自當協力共維大局”。17日張學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會見閻錫山,閻錫山得知“委座安然無恙”,且張學良“願隨介公赴南京請罪”等情況,立即電告何應欽,並在太原報紙上登出“號外”,以安定全國人心。

中共歷史文獻也認為,中共對西安事變的態度轉變,其中有閻錫山的影響。這不僅因為閻錫山作為“調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國民黨內部反應和軍界的影響,還有閻錫山“守土抗戰”的主張以及反對打內戰,消極“剿共”的態度,支持在山西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與中共關係密切等等。正是因為中共起初的“審蔣”主張沒有得到閻錫山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的回響,中共才放棄了這一主張。

共產國際態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使共產國際大為震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及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人員,最初的反應是殺死蔣介石。但13日起,蘇聯《真理報》、《訊息報》等報刊和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連續發出報導、評論和文章,對西安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分析,並對這一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進行指責。

14日,在得知《真理報》公開批評西安事變的態度後,共產國際執委會舉行了關於中國工作的會議,會議聽取了鄧發關於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情況的報告,並將此報告送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為此特地給史達林寫了一封信。

15日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與南京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會晤。蔣向李維諾夫表示,他已將《真理報》和《訊息報》刊登的文章中有關能說明蘇聯政府對南京政府友好態度的文字摘錄寄給南京政府。他還告訴李維諾夫,蘇聯報刊將張學良的行動和汪精衛的陰謀活動掛鈎顯然不妥,汪精衛與此事不可能發生任何聯繫。

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的電報。電報建議中共採取以下立場:

(一)張學良的行動,不管出自何種動機,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二)既然這個事變已經發生,中國共產黨必須考慮到現實情況並堅決主張在以下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

(1)改組政府,吸收抗日運動的若干代表和擁護中國領土完整與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

(2)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3)停止執行消滅紅軍的政策並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與紅軍實行合作;

(4)和那些支持把中國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實行合作。

西安事變發生後,不論是《真理報》、《訊息報》和《國際通訊》發表的社論、文章,蘇聯外交人員發表的談話,還是共產國際的電報,不管其側重點有何不同,在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立場上有兩點是共同的:

第一,堅決要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第二,釋放蔣介石回南京。當時,由於蔣介石並未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如果不對他進行必要的鬥爭,聯蔣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話,難以實現。

中共斡鏇

西安事變中共參與西安事變談判的代表——秦邦憲(左)、葉劍英(中)、周恩來(右)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楊立即電告中共中央,徵求中共中央對此事的處理意見。12日得到訊息的當天,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就幾次來到張聞天住的窯洞緊急商談對策,中央同西安方面的來往電報接連不斷。

13日上午,中共中央為商討事變問題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首先發言,他肯定這次事變是革命的,認為張學良、楊虎城的行動有積極意義,應該表示支持。接著周恩來發言,他提出在鞏固西北三方聯合的同時,要推動、爭取國民黨黃埔系、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他還表示不要與南京政府對立。會後中共中央應張、楊的要求,立即派周恩來奔赴西安。17日抵達西安後,與張、楊二人舉行多次商談。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與13日的會議相比,這次會前中央對外界的反應及動向比較清楚,認識也已完全統一。事實上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成為是否正確解決西安事變的關鍵。毛澤東在會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發生以來的形勢和前途,並在大家發言的基礎上作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結論。

19日會後,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其中明確指示用和平方式解決這一衝突。之後中共中央召開幹部會,毛澤東認為,對蔣介石的處理有上、中、下三策:“殺”是下策,“不殺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決定的方針是“放”,這是聯蔣抗日的上策。

附:中共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勛鑒:
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張楊均貴黨中央委員,且屬“剿共”軍領袖,然亦堅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觀其宣布之八項主張,實為全國人民之所言,厲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變,不過繼福建事變、兩廣事變之後,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貴黨中抗日救國之賢豪,不滿蔣氏降日賣國之所為而蹶然揭出正義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見同類之事變,將遍發於國中,禍患之紛乘,欲收拾而無術。夫中國國民黨中愛國英賢豈得謂少,然受制於蔣氏,復受制於媚外殘民之親日派,正氣不伸,黨義為毀,國則日蹙百里,傷破碎之河山,民則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竊以西安事變之發,南京當局亟宜引為反省之資,而絕不可負氣橫決,反而發動空前之內戰,如近日電訊之所傳者。語云,鷸蚌相持而漁人伺於其側,漁人今已高舉其網矣。彼日本者,自聞南京決定討伐張楊,興高采烈,堅甲利兵,引滿待發。誠使南京諸公之區,張楊勇義之眾,晉綏烽火之側,而全國鼎沸之時,勝負之數,誠未可知,借令戰勝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機入寇,因虛而襲滬寧,取青濟,華北獨立,西北亦危,全國喪亡,真將萬劫不復。螳螂黃雀之喻,親痛仇快之譏,千秋萬世,永難湔滌。鄙人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國之不存,民於何有,民之泯滅,黨將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來,不憚反覆陳詞,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讎,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別於蔣氏,復欲自別於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放棄蔣氏愛擺之集權、統一、綱紀等等索然無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實實與民更始,開放言論自由,啟封愛國刊物,釋放愛國人犯,舉內戰之全軍,立即開赴晉綏,抗禦日寇,化黑暗為光明,變不祥為大慶。若是,則鄙人等雖不敏,願率人民紅軍二十萬眾,與貴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否則國亡種滅,不但全國人民及貴黨中愛國志士不能坐視,鄙人等亦決不能袖手旁觀也。
臨電屏營,佇候明教。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林祖涵 徐特立王稼穡彭德懷賀龍葉劍英任弼時林彪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

日本態度

日本對以抗日為宗旨的西安事變一直都很“避諱”。在日本國內僅有極少數歷史學家在做相關研究,而且有些研究嚴重歪曲了事實。例如日本歷史學家曾在《日本戰史叢書》里這樣說的:“日本與列國一樣,對於事變毫無所知,故不採取任何積極的方針,一貫保持‘靜觀’”。

2005年,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新歷史教科書》在《日中戰爭》一章中,特地增加了《西安事變》一節,誣稱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獲得了喘息,共產黨員潛入國民黨內部,大肆推進將日本引入戰爭的破壞和挑釁活動。”

談判過程

西安事變談判西安事變中進行談判的會議室

12月23、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張學良代表東北軍,楊虎城代表十七路軍,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進行了談判。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張、楊兩位將軍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談判中又表明反對內戰尋求和平的誠意,由於宋氏兄妹營救蔣介石心切,怕拖下去南京方面節外生枝,所以在談判中沒有設定障礙,雙方於24日達成“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條件。

24日晚,周恩來前去會見蔣介石,曉以民族大義,敦促其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但他要求不採取簽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

事件結果

25日,張學良在沒有告知周恩來的情況下,陪同蔣介石回南京。蔣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張學良,並調集部隊,重新進逼西安。訊息傳出,西安出現動盪不安的情勢。1937年2月2日,東北軍中主張聯共抗日、和平解決事變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張用武力營救張學良的青年軍官殺害,內戰危險重又出現。
事後,張學良送蔣到南京,抵南京後被軍事法庭審判有期徒刑十年,蔣中正認為自己未能對己身安全預作防衛,引以自咎,隨後特赦,張本人並未服刑,而是被長期軟禁,由於抗戰期間國軍不斷失去領地,張學良被軟禁地點也經常變遷,其被軟禁的設施環境也隨之變化。楊虎城被送到國外後,秘密潛回香港打算參與抗日,但被國民黨逮捕,並於1949年,楊虎城及其子女、衛士、秘書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軍統局人員殺害。

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麵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最終在蘇俄強力介入下,中共停止了顛覆中國的行動,與國民政府展開合作。

蔣中正脫險後,認為“內亂癥結仍在共黨”,決心不準張學良再回西北,並從行政上取消三位一體的依據,1937年1月5日,以顧祝同、孫蔚如等取代張學良、楊虎城。東北軍將領則同意中央題案調往豫、皖兩省,三位一體宣告解體。淞滬會戰之增援部隊多受到內亂剿共牽制,渡江困難、步行途中,而無法限期支援上海,錯失時機。
共約八百至一千人遇害。邵元沖及侍衛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憲兵團長楊震亞、綏署軍需處長王式輝、參議楊陟岡、衛士隊長高鳯梧、監印官柳長庚、副官蔣國卿、特務周元之、公安局保全隊長劉惠祥、騎兵團長蔡仲及市民等。

主要意義

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西安各界民眾遊行

西安事變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首先,張楊兩將軍發動事變是為了逼蔣抗日。張學良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就建議:“根據我兩年來的觀察,蔣可能抗日,他錯在先安內後攘外,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當張、楊起事時明確表示:“捉了(蔣)之後,只要他答應抗戰,我們還擁護他作領袖。”但是東北軍、十七路軍內部對如何處置蔣介石議論紛紛,統一內部思想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中共中央堅持和平解決。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變的訊息後,接連召開會議研究。在統一思想後,派周恩來等領導人前往西安談判,一直堅持和平解決爭端。

西安事變教訓了蔣介石。事變的成功發動使他認識到人心向背,抗日怒潮非幾十萬大軍所能阻擋,不得不正視歷史發展趨勢,擇善而從,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談判,並當面向周恩來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恩來解決一切。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

蔣介石離開西安後,雖然違背諾言,扣押張學良將軍,陳兵潼關,但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內戰。而是以軍事為後盾進行政治分化。顧祝同進入西安後,未動兵刃,蔣介石又速派張沖趕赴西安,參加和周恩來的談判。隨後,蔣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廬山,最後在南京和周恩來多次談判,終於於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這一切變化都與西安事變密不可分。

事件評價

中國共產黨評價

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一直評價很高,認為是挽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史上的轉變關鍵”。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評價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推動了中國從長期內戰到全面抗日的重要歷史轉折。正如周恩來同志所說的,張、楊兩將軍的義舉‘有大功於抗戰事業’,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江澤民,西安事變六十周年紀念大會

國民黨方面評價

西安事變是在“東北淪陷”思鄉情切下,受中共唆擺和不滿“先剿共、再抗日”,於1936年年底在西安挾持蔣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項主張。西安事變使得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導致中共起死回生。 國民黨對張學良的評價是“禍國殃民的千古罪人”。

“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個月可竟全力者,幾全毀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叛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程度,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之至!”——蔣中正,《西安半月記》

胡適的個人評價

胡適曾經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胡適曾經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當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適
摘自:《黨史信息報》作者:秋實原題為《胡適三勸張學良》

拍賣事件

毛澤東信件毛澤東信件
邦瀚斯紐約拍賣行於2013年3月20日舉行“海嵐·里昂西安事變歷史檔案”拍賣會,這批歷史檔案包括一些從未公開展示的重要文檔,拍賣總成交價達270萬美元。
本次拍賣會上成交價最高的一件拍品是張學良寫的告別信,以85萬美元成交,該信共8頁,張學良表示“寧可自盡也不願意接受屈辱”。
負責此次拍賣的專家凱薩琳告訴記者,張學良從不在公眾場合談論西安事變,這些檔案展示了他對西安事變的個人想法和感情,是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因此拍價遠超預估價。
這批珍貴檔案是張學良的機械師和飛機副駕駛員海嵐·里昂的私人收藏。本次拍賣會競拍激烈,大部分買家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
在這次拍賣中,有兩件毛澤東署名的信函和檔案以百萬美元的價格拍出。有毛澤東署名的致張學良秘密信函,以45.8萬美元拍出。
拍賣行介紹,該信由毛澤東與彭德懷以紅軍領導人身份共同署名,“可能是(中共與張學良)雙方首次互通往來的檔案”。信中“讚揚了張學良對抗日救國的始終不懈,繼而提議雙方合作,執干戈以衛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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