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街禮拜寺

牛街禮拜寺

牛街禮拜寺位於北京廣安門內牛街,是北京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清真寺,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清真寺之一。其始建於遼代統和十四年(996年),由阿拉伯學者納蘇魯丁創建。牛街禮拜寺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明清伊斯蘭教古建築。其主要建築有禮拜殿、邦克樓、望月樓、碑亭等。建築形式採用中國傳統的木結構式,內部裝飾具有濃厚的伊斯蘭風格。寺內有明弘治九年(1496年)刻漢文、阿拉伯文“賴賜禮拜寺記”碑。

基本信息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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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禮拜寺占地約6000平方米,規模宏偉、肅穆幽深,是中國式古代宮殿和阿拉伯式清真寺相結合的產物,為中國古建築之精品。從望月樓下進入寺院,為避免一入寺就面對大殿背面,在殿後增加一堵院牆,引導行人折轉到大殿左右夾道再進入寺內,然後繞行殿東,折回進入大殿。大殿東是一座四合院,正中有樓,左右各有碑亭,東面為經學教室。大殿由前殿、主殿和窯殿組成。前殿為硬山卷棚屋頂;主殿由兩個歇山屋頂前後串連組成;窯殿很小,高聳著攢尖屋頂。殿內裝飾很有特色,柱間設定由阿拉伯的尖拱轉變成的“歡門”,柱子和歡門滿飾紅地金花圖案:門框是阿拉伯經文,其它面積和柱子都是卷草和團花。天花和梁枋彩畫以青綠冷色為主,與歡門和柱子的一片金紅有強烈的對比,非常華麗輝煌。

牛街禮拜寺牛街禮拜寺
禮拜寺位於宣武區牛街(牛街88號),是北京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一座清真寺。公元960年,有一位阿拉伯“篩海”(原意為“老者”、“長老”。伊斯蘭教對有名望的宗教學者的尊稱)名叫革窪默丁,攜子來京傳教。其子納蘇魯丁對皇帝賜於的官爵堅辭不受,一心為清真寺掌教,遂請頒建清真寺。公元996年,遼聖宗統和十四年,北宋太宗至道二年(當時中國是兩個朝代並存),牛街禮拜寺建成,並初具規模,後來隨著歷史的發展,歷代不斷翻修和擴建,才形成了今天這樣宏偉壯觀的古建群體。明朝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春 賜寺名為“禮拜寺”。主要建築有禮拜大殿、宣禮樓、望月樓、南北碑亭、大影壁等。

主要景點

大影壁

走近禮拜寺,就能看見一座30多米長的大影壁。影壁青磚筒瓦,大脊長伸,玉石疊砌,更有束腰浮雕,圖案精美,其中部右方有一幅“四無圖”石雕,甚為馳名。筆者慕名而至,只見漢白玉底座浮雕上頂祥雲吉瑞,下枕如意平安,中部圖案是樹上懸鐘,鐘下擺棋,棋旁立爐,惟妙惟肖,意境悠遠。但浮雕上均無人物,故曰四無:有棋無人下,有鍾無人敲,如意無人佩,爐在無香燒。問及緣由,一位穆斯林朋友告訴筆者:伊斯蘭教在清真寺裝飾時常用植物紋、幾何紋和阿拉伯文字,但禁用動物、人物紋樣。

望月樓

繞過影壁,便到了清真寺正門。正門在望月樓下,上懸“達天俊路”金字匾,該門平時緊閉,只在開齋節和宰牲節時開啟。筆者由便門走入清真寺,到了第一進院落。一進寺內,10餘米高的望月樓矗立眼前,望月樓上懸掛著“牛街禮拜寺”藍底金字匾額,樓為六角形亭式,雙層飛檐,亭頂復以上黃下綠的琉璃瓦,孔雀綠色的斜脊六角攢尖,上有金黃色琉璃陶寶頂。每年伊歷九月進入齋月時,阿訇鄉老登樓尋望新月,以定齋月始末,故名望月樓。

禮拜殿

走過甬道,便進入了第二進院落。院內正西為禮拜殿,朝向聖地麥加,是清真寺最為重要的部分。大殿有五楹三進,可容千人禮拜。殿內拱門仿阿拉伯式上尖弧形落地,拱門門券上還有堆粉貼金的《古蘭經》文和讚美穆聖的詞句,經文字型蒼勁有力,其中的阿拉伯古代藝術書體“庫法體”,更為罕見,受到國內外伊斯蘭教學者的重視。柱子上飾有蕃蓮圖案,皆為紅地,瀝粉貼金,精巧細緻。殿內金光燦燦,光彩奪目,更顯莊嚴富麗,給人以聖潔肅穆之感。大殿地板上鋪排著一班班潔白的氈單,在等待著穆斯林教徒們的來臨。

南北碑亭

大殿外,有南北碑亭兩座,亭內碑石記載了該寺歷史沿革,惜字跡已斑駁不清,筆者幸得寺內工作人員熱心介紹,這才對禮拜寺千年歷程有了粗略了解:牛街禮拜寺建於遼統和十四年(公元996年),由阿拉伯篩海(篩海,阿拉伯語譯音,對年高有德的宗教學者的稱呼)納蘇魯丁創建。明正統七年(1442年),曾進行了大規模擴建。明成化十年(1474年),奉敕賜名“禮拜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又按明朝風格對該寺進行了修復和擴建,逐漸形成了今日規模。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1979年人民政府曾兩次對該寺進行全面修葺。公元1996年(正逢建寺千年紀念),北京市及宣武區人民政府又撥款300萬元對禮拜寺進行整修,使千年古寺再放異彩。

南北講堂

大殿兩側為南北講堂。殿外正東還有一座二層樓亭,稱為宣禮樓(又稱邦克樓),是為呼喚人們來禮拜而建。此樓東面有對廳一座,現保存有阿拉伯經文的古瓷器和手抄本及各種印版的經典。

第二進院落東南角有一跨院,院內古柏青青,古柏下有兩座黑磚矮冢,下方上尖的篩海墳,即宋末元初兩位遠道來中國布教、逝世於該寺的長老的墓。據阿拉伯文墓碑記載,兩位篩海,一位名叫艾哈麥德·布爾塔尼,伽色尼(今在阿富汗境內)人,卒於教歷679年,即公元1280年;另一位名叫阿里·依瑪頓丁,布哈拉(屬中亞細亞)人,卒於教歷682年,即公元1283年。兩座古墓的碑文(阿拉伯文)保存完好,字跡清晰,為國內少有的文物。碑文中盛讚了兩篩海為宣講伊斯蘭教而“竭盡其畢生精力”。

此外,寺內還保存著“聖旨”豎額一塊,是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皇帝頒發的恩綸(手諭)。其來歷是這樣的:在一年的伊斯蘭教齋月中,牛街禮拜寺夜夜燈火通明,來寺禮拜的穆斯林絡繹不絕。有人為此向皇上虛報,回民夜聚明散,圖謀造反。皇帝查明伊斯蘭教回民遵從主聖,敬慎守法,毫無造反之意。於是發下恩綸“通曉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借端虛報回教謀反者,職司官先斬後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違命。勿負朕恩有愛道之意。

禮拜殿

為全寺主要建築。有三層屋頂,殿頂銜接處有一道垂直的半弧形影壁,成為殿頂的一個特殊裝飾。最前面的是一座六角攢尖亭式建築,俗稱窯殿。窯殿正面壁龕上,滿雕精巧的阿拉伯文和花朵。殿內普相仿和天花板上,施以“博古”、“花齊”等彩繪。“博古”和“花卉”都是禮拜寺壁畫常用的題材。禮拜殿內懸掛著用玻璃串珠、彩色玻璃燈罩組成的各式大吊燈。

梆歌樓在禮拜殿的正前方,是一座歇山重檐方亭建築。梆歌樓是作禮拜前登樓向教民報告時間的,所以又叫宣禮樓或喚醒樓。它的前身是宋元年間修建的尊經閣。

碑亭在禮拜殿前的月台兩旁,左右對稱,亭重檐歇山頂,碑是明弘治九年(1496)重修禮拜寺後所建。碑文原用漢阿兩文刻成,現已剝落不清。

其他文物

除寺內建築物外,重要文物還有:一座高2.70米,上鑄阿拉伯文和“大清嘉慶三年秋月吉日建造”的鐵香爐;一口高0.50米,上鑄“道光丁末年有恆堂造重150斤”的銅香爐,重達1800多斤,清乾隆四年(1039)造的大銅鍋,以及一塊明萬曆年間記載明宣德正統年間重修禮拜寺經過的石碑。禮拜寺的建築,採用了中國木結構的傳統形式,但在主要建築物的細部裝飾上,帶有伊斯蘭教建築的阿拉伯裝飾風格。

牛街禮拜寺是中國伊斯蘭文物寶庫之一。寺內兩座篩海墳,是元朝初年徒阿拉伯國家前來講學的伊斯蘭長老之墓。墓碑鐫刻阿拉伯文字,蒼勁有力,年代久遠,為國內少有的文物。

始建年代

牛街禮拜寺,在北京市宣武區的牛街中間,東為教子胡同。禮拜寺建築古樸,結構緊湊,是北京著名的古建築之一。據清朱彝尊《日下舊聞》引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白紙坊在新城廣寧門(即今廣安門)、右安門西南角,五牌二十一鋪,有小聖安寺、寶應寺、禮拜寺、相國寺、崇效寺。"《日下舊聞考》的按語說:"小聖安寺、相國寺今俱無考。禮拜寺在牛街,回人所居,寺內碑褐皆回部書。"清乾隆年間的《宸垣識略》與清光緒年間修的《順天府志》,其中有關牛街禮拜寺的記載,均轉述了《日下舊聞考》的話,沒有新的內容和考訂。又據《北京牛街岡上禮拜寺志》(此書現存於首都圖書館。以下簡稱《岡上志》)稱:(牛街禮拜寺)"肇於宋朝,有篩海(《岡上志》註:西域傳教師通稱日篩海)那速魯定奉敕所建立。緣宋太宗時,有篩海革哇默定者,西域輔刺台人氏,來東土傳教,生有三子,長子篩海賽德魯定,次子即篩海那速魯定,三子篩海撒阿都定。其(那速魯定)異稟而有異能,性喜居僻靜處,不乾仕進,上賜官爵堅辭弗受,因授清真寺掌教,留居東土。後賽德魯定傳教遠出各方,不知所終。那速魯定與撒阿都定知燕京將為興隆之地,請敕建該禮拜寺於南郊(《岡上志》註:在宋朝時,牛街正是柳河村地名;時曰南郊,即城外)……"

歸於語焉不詳

從以上各書的記載來看,《日下舊聞》、《日下舊聞考》、《宸垣識略》和《順天府志》等舊的坊巷籍志,都沒能詳述禮拜寺的沿革及其創建年代,而且自《日下舊聞考》以下各書,都是粗略地以"寺內碑碣皆回部書"一語,互為轉述,未加進一步考證,致使該寺的興建始末,歸於"語焉不詳"。而《岡上志》雖然言之鑿鑿地確認該寺"肇始於宋太宗時",但是,現存的《岡上志》已非原篇,它是後來經由已故的劉仲泉先生重新編寫的。據仲泉先生在《岡上志》的序言中說:"自民國成立……偶於古六吉處遇古紹宸,談及《岡上志》由亮翁在世時保存至今,然已破碎不堪,紹宸允於得閒覓出。又經馬敬儒同志持民管會函取,即日送交會中。展讀之餘,已殘篇斷簡,所敘述寺宇,亦未得其詳……"按仲泉先生整理後的《岡上志》,其中有關禮拜寺的略歷一節,則是根據原牛街禮拜寺所存的《古教西來歷代建寺源流碑文總序略》(以下簡稱《碑文總序略》)一文的記述演繹而來。查《碑文總序略》敘述牛街禮拜寺興建年代時,曾有"宋真宗至道二年"的話。考"至道"是宋太宗的年號,並非真宗,所以在整理《岡上志》的過程中,已將"宋真宗至道二年"改為"宋太宗至道二年"。這就是目前所傳牛街禮拜寺建於"宋太宗至道二年"這一說法的由來。

現在禮拜寺仍存有兩座碑亭,分設於大殿前的左右兩側,碑亭里的石碑並非"回部書",而是漢文。據說石刻由於印拓多年,字跡損毀太重,以致無法辨認。但也曾有人依稀辨出,碑是建於明弘治九年(1496)。估計這一漢字碑文如果不毀,則該寺的興建始末及寺的四至,都可一目了然。可惜《日下舊聞考》諸書的作者,當初對於寺中的漢字石刻未予留意,僅以"寺內碑碣皆回部書"一語帶過,致使該寺的確切興建年代湮沒難考。而現存的《岡上志》及《碑文總序略》的記述,所謂"寺肇建宋太宗至道二年"一語,如揆諸史乘,此中疑點頗多,有不能使人深信之處。所以說,牛街禮拜寺的肇建年代,是值得探討的。

要探討牛街禮拜寺的肇始年代,應先確定牛街在歷史上所處的地理位置。牛街地處唐代幽州藩鎮城,即後來的遼、金的都城之中。唐鎮城或遼、金故都的具體位置,就在現在北京市城區的西南部,其西遍及今廣安門外一帶。據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南城在今城西南,唐幽州藩鎮城及遼、金古都也。"《日下舊聞考》中說:"遼、金故都在今城西南,元代尚有餘址,當時多謂之南城,而指新都為北城。嘉靖間興建外羅城,故址遂漸湮廢……"據《日下舊聞》:"唐幽州憫忠寺,在城東南隅,遼之南京因之。"從這些引文中可知唐幽州藩鎮城的方位,同時也使我們知道,遼、金故城都是依唐鎮城改建和擴建的。上面提到憫忠寺(即今法源寺),它的存在,不僅對唐幽州藩鎮城及遼、金放都的遺址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而且為歷史上牛街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提供了依據。因此,我們有必要先談談有關法源寺的記載。據王晉卿《法源寺志》:"法源寺在北京市宣武門外西磚胡同之西,西為教子胡同,寺前后街鹹以寺名。寺初名憫忠寺,唐貞觀十九年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建也。"唐僧俊嚴《重藏舍利記》:"大燕城內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日下舊聞考》引文維簡《塞北事實》:"燕山京城東壁,寺名憫忠,蓋唐時幽州鎮城遺址,在今外城之西及廣寧門地,故寺其東。"采師倫書《重藏舍利記》稱:"寺在子城東門東百餘步。"又唐景福元年碑亦云:"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可互證也。"從這些記述中,我們知道,唐幽州藩鎮城之內尚有子城,法源寺就在這個子城之東百餘步。法源寺在唐城的位置確定之後,我們再來看牛街。法源寺西臨教子胡同,再西則為牛街,相距半里之遙。法源寺既在鎮城子城之東百餘步,法源寺之西相距半里的牛街,已在鎮城的子城之中是無疑的了。況且牛街禮拜寺的位置與法源寺的位置幾乎在一條線上,今天我們展開北京市地圖看去,便可一目了然。

牛街在唐鎮城即遼、金故城中的位置得到確定之後,我們再來看看北宋王朝與幽州一帶的領土關係。宋太祖趙匡胤於公元960年建立宋王朝起,為了統一,曾平定了當時一些割據藩鎮。但在他的征戰中,只重南進,而略於北伐,尤其對於遼更是採取了守勢,以致兩次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征戰均告失敗。從而使北宋與遼之間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遼早在太宗會同元年(938)即將幽州城升為南京,作為遼的陪都,並就幽州城的子城,建了一個很小的宮城,即所謂"大內"。直至女真族的金國倔起後,於公元1122年把遼趕出幽州。時當宋微宗宣和五年(1123),金人曾將燕京六州歸宋,宋改幽州城為"燕山府"。但是沒多久,宣和七年(1125)金人滅遼,幽州又再次落入金人之手。到公元1153年,即金海陵王貞元元年,金改燕京為聖都,後又稱中都,至此金人正式宣告建都於幽州城。據此,我們可以看出,北宋王朝自建國起直到南渡偏安的一百六十多年中,僅僅在微宗宣和五年至七年的短短兩年當中,對幽州在名義上可謂"恢復了領土主權",而其大部甚或是全部時間,幽州的主權都陷於遼、金兩朝的控制之下。我們很難構想,幽州在長期淪陷的情況下,在北宋與遼對峙的局面下,那位篩海那速魯定能在宋太宗至道二年"奉救建寺於燕京"。

從時間上來推論

我們再從時間上來推論。宋太宗至道二年是公元996年,正當遼聖宗統和十四年;遼升幽州為南京以作為陪都是會同元年(938年),就是說,宋太宗至道二年,遼已把幽州城作為陪都近六十年之久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牛街位於幽州城的子城之中,因此我們更難構想,契丹人會允許宋人把一座禮拜寺建於他們的禁城之中。

金人取得燕京之地以後,至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金人正式宣告建都燕京,這就是金的中都城。金的中都則不同於遼的南京。史載,海陵王豪奢,而金世宗、章宗兩帝時期均處於承平,他們就更有條件建設中都。他們取真定府"潭園"的木材,攻入宋京汴梁後,甚至把宋人宮室的門窗都拆至中都,用來裝修他們的宮室;他們還建立了苑林,如蓬瀛、杏村、柳莊等,極盡豪華,所謂"金碧翬飛,規模宏麗"。據《海陵集》說:"燕京城內大半入宮室,百姓絕少,其宮闕延及阡陌,上切霄漢,阿房建章,不過如此。"《大金國志》說,"金城七十五里。"據考證,七十五里者,系指外城而言,其內城仍因遼城之舊。至於宮城,也是在原來遼城即幽州子城的基礎上拓建的,所以牛街在金代時的位置和在遼時一樣,也仍處在金的宮城之中。這樣說是有根據的。據《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三年八月丁丑,策試進士於憫忠寺(即法源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於宮。"從這一記述可知憫忠寺距金之宮室近在咫尺。憫忠寺本在遼金城內偏東南,則宮室位置可知。而牛街在憫忠寺稍西,其在宮城之內,也是勿庸置疑的。另外,在"燕京城內大半入宮室,百姓絕少"的金中都,在臨近其"大內"的牛街,當時是不可能有一座禮拜寺存在的。

到了金貞祐三年(1215)

蒙古兵突入中都,虜掠之餘,一把大火,把一座豪華的金人"大內"付之一炬。大火斷續延燒達一月之久,使金人宮室變成一片廢墟。我們退一步說,這裡當時如果真的有一座禮拜寺的話,也會與金人的宮室一樣遭到"回祿"(火災)的。

牛街禮拜寺既不可能建於宋太宗至道年間也不可能建於遼金時代根據上述,牛街禮拜寺既不可能建於宋太宗至道年間,也不可能建於遼、金時代,究競建於何時呢?我們仍擬從《岡上志》和《碑文總序略》中來找線索,覓答案。

在未談牛街禮拜寺的興建年代之前,擬先說說牛街回民聚居區的形成及其與建寺的關係。

遠自7世紀唐代,西域的商人即陸續來到中國經商,他們久居中國,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回回"人。公元12世紀末13世紀初,蒙古人在斡難河畔崛起,他們的著名領袖成吉思汗,曾兩次西征,占領了阿拉伯一帶的回回國家,把俘獲的大批回人,編入蒙古軍中,其人數多至數十萬。公元1215年(金貞祐三年)蒙古軍攻入中都。到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來到中都,1267年(元世祖至元四年)開始建設大都城,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改國號為元。元朝建立之後,曾詔示:"除蒙古軍、探馬赤軍外,其餘各軍就地落戶,與編氓等。"這樣,隨蒙古軍一到燕京的回回軍人,也就地落了戶。待大都建成後,朝廷又曾沼示舊城(即原中都城)居民遷移新城,其條件是:"以資高及居職者為先,仍定製以地八畝為一份;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

在當時的回人中,除少數上層或有貲財者得以遷人大都外,剩下來的只好然聚居於舊城之中。日久,回人與當地婦女婚配,聚居區日益擴大,這就是牛街回民聚居區的發生和形成。

又從舊坊巷志中發現,早年的回民聚居區,其範圍要比今天的牛街還大。據《順天府志》"老牆根"條下有這樣的記載:"老牆根……南曰蔥廠(即後來的蔥店),選西抵下斜街、回回營。"(按"回回營"地名已元考,但以地望相準,當在今下斜街與廣安胡同之間。)又據同書稱:"罐兒胡同(即後來的廣安胡同)又西曰過街溝。"查"過街溝"地名也早廢,它既在今廣安胡同以西,當與昔日的回回營相近。今天牛街仍有王姓回民,早年經營駝業,稱為"過街溝王"。可證早年的牛街回民聚居區向北擴及今下斜街以東一帶地方,所占的面積是相當大的。

從全國範圍來說,回民的分布是大分散小集中;而禮拜寺的興建,不論其規模大小,它的所在地必須是回民聚居的地方。這主要是因為回民的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使得聚居區自成一個"部落"。最初的禮拜寺不僅僅是回民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同時也是這一聚居區的"中樞機構"。禮拜寺的教長不僅掌握宗教權,就是民事訴訟、婚喪嫁娶等生活問題,教長也有權過問;而且區內自定製度,自成體系,教長已成為區內的當然首腦人物。北宋乃至遼金兩代,都沒有眾多的回民聚居於燕京城中。正如上述,只有到了元代,回回多了,聚居區形成了,才有了建立禮拜寺的必要與可能。因此可證,牛街禮拜寺當肇建於元。

牛街禮拜寺始建於元線索

從《岡上志》和《碑文總序略》兩個文獻中,也有線索可尋。據《碑文總序略》稱:"……坎馬魯丁之子馬哈木,系索飛爾之元孫,歷宋至元間,平章國政,總督軍務,因天下定,辭職隱處,創建尊經閣於寺中。自是易崗兒為閣兒矣。"這裡所提到的"創建尊經閣於寺中"一語,應理解為禮拜寺本無尊經閣,而是馬哈木另外加建的。但經近代工程人員考察,牛街禮拜寺的占地面積雖不太大,但從其建築布局、房屋結構等來看,是經過周密設計與安排的。從其造型來看,是典型的中國式與阿拉伯式相結合的產物。整個建築以禮拜殿為主體,其它殿堂樓閣大小比例適宜,布局緊湊,形成一個完整的建築群,並不存在主體工程大殿建成後若干年,又有所謂"創建尊經閣於寺中"的可能性。

上面引的《碑文總序略》中的這段話(即"……馬哈木……創建尊經閣於寺中"),在敘述上,也是含混不清的。《元史》卷二O五,"列傳"第九十二,有《阿合馬傳》,稱:"阿合馬,回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至元元年"超拜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祿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為人多智巧言,……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爭辯,屢有以拙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九年,並尚書省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世祖嘗謂淮西宣慰使昂吉兒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阿里海牙、麥術丁等,亦未可為相,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為上所稱道如此。"據熟習阿拉伯語的人說,阿合馬可譯為阿哈麥德,馬哈木可譯為馬哈默德,但兩者都作"受稱讚者"解,依阿語對人之稱謂,實則只是譯音不同罷了。儘管《岡上志》語言含混,但它所說的元代的馬哈木平章國政,總督軍務,與《元史》中的《阿合馬傳》是相符的。從元世祖中統初年直到元至元十九年他遇害身死,二十多年中,他專以理財賦為能,其子侄一門,悉充要津,權勢很大。由他以平章之身出面在大都之南郊的回民聚居區內興建一座禮拜寺,當是不會有多大困難的。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後,北京又進入大興土木的時期,很有可能於元至元四年大都興建的前後,牛街禮拜寺也在興建了。《岡上志》所謂馬哈木創建尊經閣之時,或就是牛街禮拜寺肇建之日。

現今牛街禮拜寺的東南跨院內有兩座古墓,俗稱"篩海墳"。這兩座古墓東西並列,墓前均有墓石,石上攜有古體阿拉伯文。碑文業經已故趙振武先生譯為中文;至於石刻中有關兩位篩海的逝世日期,系以阿拉伯歷記載,經白壽彝先生換算後,連同碑文拓片及譯稿,都曾揭於《月華》第八卷第五期。現將其原文摘抄如下:

西碑凡九行,文日:"宇宙是最高主權者。是為曾在塵世努力於善道才之墓,為遵行主命以希樂園者之樂園,為竭其畢生之力以從事於主道者之歸宿處。宗教之光明,伽色尼人名穆罕默德之子阿哈默德·布爾塔尼,彼實適於此慈樣之日而逝世,阿拉伯之五月五日聚禮二,為遷都之六百七十九年。願仁慈之主準其善功而寄其過錯。"(《碑文總序略》按:至聖遷都六百七十九年五月,為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八月。查世界大事年表,至元十七年,系西曆(公元)一二八O年,歲次庚辰年。)

東碑凡六行,文日:"凡生物嘗死。是為總集諸貴之伊瑪目之墓,布哈拉人,法官爾馬頓迪尼之子阿里,願創造者施恩者之慈祥及於宗教之有力宣傳者,其人即報善信者,實適棄此塵世於六百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聚禮一。"(《碑文總序略》按:此六百八十二年十月,為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十二月,晚於前碑僅三年另四個月,亦一稀有之古碑也……)

根據上面摘抄的墓石譯文及換算年代,我們知道,禮拜寺東南跨院的兩座篩海墳,西首的阿哈默德·布爾塔尼,葬於至元十七年八月。那么禮拜寺應早在至元十七年以前即已落成;而那位"創建尊經閣"的馬哈木(即阿合馬),於至元元年超拜為平章政事,九年又以其子忽辛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也就是說,至元元年至九年,已是阿合馬擁有權勢的鼎盛時期,所以禮拜寺就很有可能是在這段時間內興建起來的。而那兩位篩海,有可能是禮拜寺落成後的兩位掌教,先後逝世於此,而葬於寺之東南跨院的。

現在我們再從牛街地名的變化,探討一下禮拜寺的興建時代。

一、《岡上志》說:"……那速魯定與撒阿都定知燕京將為興隆之地,請敕建該禮拜寺於南郊。"上面已經說過,牛街的方位,加以唐鎮城或遼、金故城來說,正處於城中,並非郊外;只有到了元代,元世祖在金中都舊城之東北另建了新的都城即大都城之後,才把舊城稱為南城或南郊。所以,《岡上志》中所提出的"南郊",倒應該視為一條重要的線索,它給牛街禮拜寺始建於元的說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二、《岡上志》說,宋朝時牛街正是柳河村。據考,柳河村的故址東起牛街,西至祟效寺附近。清《順天府志》:"白紙坊迤北崇效寺,唐剎也,地在唐城之內,其地舊名柳河村,寺在村之西。"據此,準以地望,柳河村恰是牛街的方位。但柳河村之名,也不是唐時舊名,因為唐幽州鎮城內沒有河流流經的記載。據《北京科技報》第170期高潤華同志在《蓮花池與北京城》一文中說:"金貞元元年(1153)古薊城(按,即唐幽州城)改為中都大興府後,城址開始擴大,城中心移至今菜園街與棗林前街交接處,面積約22平方公里,城內的苑林池渠也多用蓮花他的溢流作為水源。"侯仁之同志《歷史上的北京城》也說:"當中都城擴建的時候,已經有計畫地把發源於城西一片天然湖泊(古稱西湖,即今蓮花池)中的一條小河,圈入城中……小河下游,自西而東,穿行內城的正南面,並在河上興建了一座大石橋,這就是當時宮前御道上有名的龍津橋。"由此可知,唐城內之有河流流入,始於金代中都城時期。所謂"小河下游,自西而東,穿行內城的正南面",其地正是牛街附近。如今天牛街稍西有地名"吳家橋",或即當年河道所經之地,因而以橋名地。又如牛街南口外稍南,昔日有"水簸箕"之名,有人以為是金時河渠南流的故道。河流的引入雖然在金代,而"柳河村"之名並不是形成於金代,因為牛街正當金中都的宮前御道,當時不可能以村名地。據范成大《攬轡錄》:"幹道六年使金,至燕山城外燕賓館,燕至畢,與館伴使副並事行柳緹……入豐宜門(按,即金之南門)過玉石橋,上分三道,皆以欄據隔之,雕刻極工。中為御路,亦攔以權子。兩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龍律橋。"請看,這就是當年金中都豐宜門內的御路情景,其地即在牛街附近,其氣派可謂壯麗,這怎么名以柳河村呢?待金滅之後,金宮城被毀,龍津橋畔,只剩下垂柳掩映著當年的御河了。蒙古人來到中都,直至元大都建成之後,此地已成為大都的南郊,昔日金之宮闕,已廢為阡陌,於是才有柳河村地名的出現。也就是說,柳河村之名始於元。

三、《碑文總序略》所謂馬哈木"創建尊經閣於寺中。自是易崗兒為閣兒矣"一語,也是一種誤解。牛街曾名"藁上"、"崗上"、"閣上"。藁、崗、閣都是角之訛音。清《順天府志》在"南燕角"條下稱:"南燕角,俗訛煙閣。少南曰燕藁兒,藁即角之誤也。迤東曰大門口,曰藁上。"這裡所說的"藁上"在南城閣(南燕角)之東,準以地望,就是今之牛街。又據明《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燕角兒在廣寧門右安門內西南角。"《日下舊聞考》:"今土地廟之西猶有燕角之名,角讀如藁。按燕角兒在南燕角東南。"從這些坊巷籍志所載,藁上(或崗上、閣兒上)因在燕角之上(北),故名。禮拜寺建於藁,故稱藁上禮拜寺,《岡上志》一般也簡稱《藁志》,蓋由於此。所以說,並不是因為禮拜寺有了尊經閣,才"易崗兒為閣兒"的。

四、《岡上志》說,牛街曾名榴街,因回人在此地種植了許多石榴樹所致(石榴原產西域);其臨近的棗林街,也系西域人帶來棗種,植棗成林而得名。"榴街"一名,經遍查坊巷舊志,不見記載,亦不可考。據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稱:"白紙坊五牌二十一鋪,在新城廣寧門、右安門西南角。有牛肉胡同、大聖安寺、小聖安寺、教子胡同、棗林兒……"以地望相準,所載的"牛肉胡同"當系今之牛街(按《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作於明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1560年。可見牛街於明嘉靖間尚稱為牛肉胡同)。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刊行的沈榜所著《宛署雜記》曾把牛街稱為禮拜寺街。但是牛街之名,顯系由牛肉胡同演繹而來。清初朱彝尊《日下舊聞》已有牛街之名。《日下舊聞考》乃至清光緒的《順天府志》對牛街街巷的敘述已趨全面,謂:"牛街,迤南有吳家橋,步軍統領所屬南營守備署在西,又南有回人禮拜寺,北小胡同曰香兒胡同,南小胡同曰巴家胡同、目家胡同。舊有吳家橋頭條、二條、三條胡同、賈家胡同、王老胡同,今皆廢。其西南隙地,荒冢外多蔬圃……"至於棗林街,以其臨近牛街,《岡上志》認為也是由於西域人攜來棗種在此播種成林而得名。我們認為這只是聊備一說而已。也有另一說法,據《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引《析津日記》稱:"元至正初,以唐貞觀元年所建佛寺賜額崇效。嘉靖辛亥,太監李朗於寺中央建藏經閣。閣東北有台,台後有僧塔三,環植棗樹千株。""閣東北"、"台後"其方位與今之棗林街地望相當。因此可認為,這裡的棗樹幹株,即後來棗林街定名的由來。這可說是棗林街名的又一種說法吧!

五、現在我們再看看牛街附近現存的和已圮廢的廟宇中,有沒有始建於宋代的。牛街之東約半里許的法源寺,建於唐貞觀十九年。牛街北口即今下斜街南口處有廣恩寺,曾名大悲閣,唐建,遼時重建,今已廢為民居。廣恩寺稍東有仙露寺,即今回民中學處,遼天祿年間建,久廢。下斜街口內路西有土地廟,又名老君堂,金建,現為宣武醫院院址,土地廟稍北的長椿寺,明萬曆年間建,現為商業部用址。自此再西有報國寺,遼建,現為糧食部用址。再西的善果寺,創建於南梁,現為某單位的招待所。牛街南口外有大聖安寺,金建,現為牛街街道的少年之家。牛街西的老君地有峨嵋禪林,清康熙初建,已廢。牛街的西南有崇效寺,唐貞觀元年建,現為白紙坊國小校址。其它如道士觀,在牛街石羊胡同西南,元建。白馬寺在南橫街西口外,隋建,久廢……

以上僅以牛街中心,約略舉出在它的四周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廟宇。可以看出,這些廟宇,除隋唐古剎外,在宋遼金時代,都是遼金所建,沒有宋建的,更沒有宋代某朝效建的廟宇。

實用信息

門票

國內遊客門票5元,外國遊客10元。

開放時間

全天開放(寺內有人居住,大門不閉,但一般每天的最後一次禮拜結束後各屋舍和殿室均會關閉。)

交通信息

乘坐公交10路、48路、88路、23路夜班車、717路在牛街禮拜寺站下車即到。

歷史沿革

初建

據《北京牛街崗上禮拜寺志》記載,牛街清真寺創建於公元966年(遼聖宗十三年、北宋至道二年),

為遼代入仕的阿拉伯學者納蘇魯丁所創建。

修繕重建

公元1427年(明宣德二年)擴建,公元1442年(明正統七年)整修。公元1474(明成化十年),都指揮詹升題請名號,奉敕賜名“禮拜寺”,故有“明寺”之稱。公元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又按原樣進行大規模修葺,總共經歷8次修繕擴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於1955年和1979年兩次撥款進行全面修繕。中外穆斯林經常到此進行宗教活動和參觀訪問。北京市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和北京穆斯林建設牛街基金會均設在寺內。1988年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規模建制

牛街清真寺坐東朝西,面積600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3000多平方米。

建築特點

風格特點

牛街清真寺建築集中對稱,其格局採用漢族宮殿式的木結構形式為主,其細部帶有濃厚的伊斯蘭教阿拉伯建築的裝飾風格。精美的雕樑畫棟,別具風格的殿堂屋頂,隨處可見的《古蘭經》文和讚美穆罕默德詞句的細部裝飾等,處處呈現出漢族古典宮殿式建築與阿拉伯式清真寺的完美結合。

寺院為漢族宮殿式建築,內部裝修結合阿拉伯式建築風格。總建築面積1500平方米。寺院對面為一座長40米的漢白玉底座灰磚影壁。寺門有5門,中大邊小,前有朱漆木柵。正門在望月樓下,樓高10米,為六角形雙層亭式樓閣。由便門進入兩層院落,正西為禮拜大殿,五楹三進七層共42間,可容千人禮拜。殿內明柱組成仿阿拉伯式尖形拱門,有巾金的贊主贊聖經文,天花板半米見方,也飾以圖案和阿文讚詞。窯殿為六角攢尖亭式建築,兩側有飾以阿文庫法體的鏤空木雕窗欞。大殿正東為邦克樓,樓前月台上有日晷和2座碑亭,碑文記載禮拜寺修建經過。寺內東南小院有2座篩海墳,據碑載,為宋末元初來華講學的麥地那額魯人穆罕默德本艾哈默德和布哈拉人阿里,他倆分別病逝於元至元十七年(1280)、二十年(1283)。寺內保存著一批重要的文物和碑刻,其中元至元17年(1280年)和(1280)年的兩塊阿拉伯文墓碑,及明弘治9年(1496年)用漢、阿兩種文字刻的《敕賜禮拜寺記》碑,為研究伊斯蘭教曆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主要建築

由禮拜殿、望月樓、宜禮樓、講堂、碑亭、對廳、沐浴室等組成。寺門對面一大影壁,長40米,高5米,漢白玉底座,灰色大方磚鑲面。寺的主體建築為禮拜殿,面積600平方米,坐西朝東,它與其他清真寺所不同的是,進寺東門繞大殿左右兩側再迂迴入殿,故稱“珍珠倒捲簾”。

大殿結構由3個勾連搭式屋頂和1座六角形攢尖頂亭式建築組成,左右襯以抱廈,古樸宏麗。

殿南北五楹,東西3進共42間,縱深30餘米,由18根立柱組成21個拱門,殿內可供千餘人禮拜。樑柱間用尖拱形,天花樑柱上以粉貼金繪成阿拉伯圖案,門楣飾以各種字型的《古蘭經》文。殿後部穹窿藻井系宋代建築,兩側用阿拉伯文組成的雕空門窗,筆法蒼勁,屬“庫法體”。大殿前的左右兩側建有兩座碑亭,右亭建於公元1487年(明弘治元年),為敕賜禮拜寺碑記。左亭建於1496年(明弘治九年),有漢阿兩種文字刻的《敕賜禮拜寺記》碑,但碑文字跡大多無法辨認。

公元1068~1077(宋熙寧年間),有坎馬丁之子馬哈木所建的宣禮塔,為歇山重檐方亭建築,前身為宋、元年間修建的尊經閣,與兩座碑亭三足鼎立。望月樓高約10米,平面呈六角形亭式閣樓,重檐歇山頂,亭頂蓋復有上黃下綠色琉璃瓦,周圍有窗扇,窗外繞以走廊。寺內東側有與大殿、宜禮塔成一次形的對廳7間,建於1442年(明正統七年),是聚會議事之所。大殿南端有名為“滌慮處”的男、女分設沐浴房,供穆斯林潔身淨心之用。寺院東南跨院內有兩座“篩海墳”,寺記憶體兩塊墓碑,據碑載,為宋末元初來華講學的波斯人穆罕默德·本·艾哈邁德和布哈拉人阿里,他倆分別病逝於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

寺廟文物

除寺內建築物外,重要文物還有:一座高2.70米,上鑄阿拉伯文和“大清嘉慶三年秋月吉日建造”的鐵香爐;一口高0.50米,上鑄“道光丁末年有恆堂造重150斤”的銅香爐,重達1800多斤,公元1039年(清乾隆四年)造的大銅鍋,以及一塊1573年-1620年(明萬曆年間)記載1435~1436年間(明宣德、正統年間)重修禮拜寺經過的石碑。寺內還藏有《古蘭經》阿波文對照手抄本、木刻和明清香爐等珍貴文物。

故事傳說

牛街在遼朝是叫做柳河村,是一片很大的石榴園,據說牛街即“榴街”的諧音。不過當時牛街附近的確有很多果園和菜園,棗林街、櫻桃園和南菜園的名稱都是從那個時候沿用下來的。關於牛街清真寺的始建年代,史料上說法不一,有的說是在公元960年前後,有一位叫革瓦默丁的阿拉伯“篩海”來北京傳教,他的兒子品行很好,而且有特異功能,對金銀財寶、爵位官銜沒什麼興趣,他對皇帝說燕京這塊地方以後必將是個興隆之地,希望能在這裡修建一座清真寺。皇帝對此大加讚賞,恩準他在京城南郊建了一座清真寺,就是牛街清真寺。

早在牛街清真寺修建之前的唐代,中亞的商人就陸陸續續地通過絲綢之路,跋山涉水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經商,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久居中國,是中國最早的“回回”。但是回民在中國的發展壯大則要“歸功”於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騎兵們。12世紀末,成吉思汗兩次西侵,占領了許多伊斯蘭國家,除了施行一貫的燒殺政策之外,他們還俘虜了大量的穆斯林。成吉思汗明白自己的帝國戰爭需要不斷地擴充軍隊,於是他將數十萬的穆斯林編入蒙古軍隊,驅使他們去實現自己的“帝國夢”。但是這些虔誠的穆斯林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根。半個多世紀以後,忽必烈修建了大都城,並下令各軍就地落戶,於是,這些穆斯林隨著蒙古軍隊開進了大都城,開始在北京城內定居。作為穆斯林,清真寺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牛街上的清真寺開始熱鬧起來了。

牛街清真寺占地六千多平方米,其建築和布局是典型的漢族古代宮殿式和阿拉伯式相結合的產物。整座清真寺的建築框架採用漢族木結構,但在主要建築物的細部裝飾上,卻帶有濃厚的伊斯蘭風格,形成了中國式伊斯蘭建築的獨特形式。清真寺經過明清兩代的不斷擴建、修整,才形成了今天的規模。明朝弘治九年(1496年),在主體禮拜殿的東面接出一座大殿,到了康熙年間,又給禮拜殿接出了三間抱廳,使寺內的建築布局更加緊湊,搭配更加合理,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建築群。清真寺修繕完畢之後,康熙皇帝賜了一塊“敕賜禮拜寺”的牌匾,至今仍保存在寺內。

文化底蘊

牛街清真寺比較著名的建築應當數寺門前大影壁上的“四無圖”玉石浮雕了。這部作品出自明代前期,圖高80厘米、寬35厘米,圖上繪有鍾、如意、棋盤和香爐等。雖然整幅圖不大,卻寓意深長。這幅浮雕圖內四種物件各有所指,“鍾”通“忠”,如意的“意”通“義”,“棋”通“齊”,香爐的“香”通“襄”,這四個字合起來就是“忠義齊襄”,即忠義雙全的意思。封建社會提倡上盡忠,下結義,這樣才能功成名就,這幅浮雕用四件事物很好地概括了這個意思,可見設計者的良苦用心。另外,大多數人認為圖中的鐘、如意、棋盤、香爐四件東西與穆斯林沒有任何關係,這也是“四無圖”得名的原因。“一無”是“有鍾無人敲”,穆斯林每天以太陽的高度來認定晨、晌、晡、昏、宵五個時間,做五次禮拜,根本不靠敲鐘報時,所以清真寺內沒有鍾,即使有,也只不過是個擺設罷了。“二無”是“有玉無人佩”,玉是富貴的象徵,自然是人人垂涎的寶貝,但是穆斯林的教義是,今生富貴與否都由真主定然,假如沒有富貴命,一味地過分爭取,浪費時間,倒不如多花點精力做善功,因而也無需佩帶玉。“三無”是“有棋無人下”,真主鼓勵教徒們自力更生,靠自己的雙手吃飯,在閒暇的時候也不能懶惰,要主動到清真寺去做禮拜,不要總是賞花下棋放縱自己。“四無”是“有爐無香燒”,清真寺並不像佛寺道觀內總是煙霧繚繞,讓人有輕飄飄的感覺,禮拜寺的香火主要是用來“聞香”的,真正做禮拜時是不點香的,所以香爐也就沒什麼用處了。“四無圖”設計者的動機至今讓人琢磨不透,但是這幅浮雕構圖古樸簡練,意境深遠,不僅是牛街清真寺的一件珍貴文物,也是北京浮雕中的一件瑰寶。

1955年,國家曾對牛街清真寺進行過修繕,但是在“文革”期間,修葺的成果付之東流,清真寺遭到了嚴重的人為破壞,被迫關閉。1980年,政府拿出了40多萬元的巨款和大量的黃金對清真寺進行全面徹底的修復,一年之後,牛街清真寺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廣大的穆斯林面前。從此,這裡成了接待國際穆斯林友人,進行國際友好往來的重要場所,牛街清真寺漸漸開始在國際上享有了盛名。

世界著名清真寺

“清真寺”是阿拉伯語“麥思吉德”的意譯,原意為“叩頭的地方”,也稱“禮拜寺”,是穆斯林舉行宗教儀式、傳授宗教知識的寺院的通稱。舉行星期五聚禮的清真寺則稱作“麥思吉德>賈米阿”,規模較小的清真寺則被稱作“穆薩倆”。清真寺是穆斯林社區的核心,是穆斯林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也是體現伊斯蘭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場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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