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鋒[黨和國家領導人]

汪鋒[黨和國家領導人]

汪鋒(1910—1998),1910年12月生,陝西藍田人。原名王鈞治,曾用名王文釗。汪鋒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抗日戰士。曾任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履歷年表

1926年秋參加革命工作,高中學歷。早年曾加入師範學校讀書。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去藍田區進行革命活動,任陝西省藍田團縣委書記。

1927年冬起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藍田縣學聯主席。

1928年4月參加渭(南)華(縣)起義。後做共青團工作。

1929年至1930年冬任中共藍田縣委書記。

1930年秋起任中共藍田縣委工委負責人。

1931年底任中共陝西省委軍事委員會組織部部長、省軍委書記。

1932年秋起任中共陝西渭北特委書記,三原中心縣委副書記。

1933年3月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二團代理政治委員,同年秋任中共陝西漢中特委書記兼司令員、政治委員。同年起任中共陝西省委特派員兼陝南特委書記。

1934年7月調上海中央局軍委從事敵軍工作。

1935年7月隨紅二十五軍長徵到達陝北。

1936年春任中共關中特委黨委書記,關中特委司令部司令員,領導遊擊戰爭。

1936年12月到國民黨西北軍(第十七路軍)從事秘密工作、任中共特派員。抗日戰爭時期,

1938年秋歷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軍事部部長,中共關中地委副書記、統戰部部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第一旅副旅長,

1942年起歷任關中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員、保全處處長,關中軍分區兼警備第一旅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共關中地委副書記、關中軍分區副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第一旅副旅長。

1946年1月起任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9月起任豫鄂陝邊區委員會黨委書記、豫鄂陝邊區政府主席、豫鄂陝軍區政治委員,10月起任豫鄂陝邊區行政公署主任。

1947年7月起任陳賡、謝富治兵團(太岳兵團)前敵指揮委員會委員兼西北民主聯軍三十八軍政治委員。

1948年6月起任陝南區黨委書記、陝南區行政公署主任、陝南軍區政治委員。

1949年5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軍第二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50年1月至1952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副部長,

1952年5月至1954年7月任西北局統戰部部長。

1950年2月起任西北局委員,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局常委。曾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1951年3月起兼任西北民族學院院長。

1952年1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國家民族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54年8月至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1958年2月增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8年4月至1961年1月任中共寧夏工委第一書記、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

1959年4月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60年11月至1966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

1961年1月至1967年2月兼任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其間:曾兼任甘肅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61年9月起兼任西北局民族工作委員會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年底至1977年受迫害,被關押。

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二書記兼新疆軍區黨委第三書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委會第一副主任。

1978年1月至1981年10月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

1978年1月至1979年9月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四屆政協主席;

1978年1月至1982年1月兼任新疆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烏魯木齊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87年4月增選為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大二次會議增選),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事跡

汪鋒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傑出領導人。

汪鋒同志,原名王鈞治。1910年12月出生在陝西省藍田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早在學生時代,他就投身革命活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7年冬,他擔任縣學聯主席,領導了全縣反對學閥的學生運動,遭反動當局開除學籍。全縣學生憤而聲援,迫使校方收回除名榜。1928年,他參加了著名的渭華暴動。1930年春,受中共陝西省委派遣,南越秦嶺,聯絡渭華暴動失敗後流入馮玉祥部商洛游擊師的同志。1930年秋,被推舉為藍田縣委工委負責人。1931年,在陝西省政府警衛團幹部隊學習軍事,並做地下兵運工作,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任支部書記。同年底任中共陝西省委軍委書記,負責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及陝西地方保全團隊黨的秘密工作。1932年秋,任中共渭北特委書記,特委改為三原中心縣委時,任縣委副書記,領導了渭北新字區和武字區的農民暴動,建立了新、武兩區游擊根據地。1933年3月,任紅二十六軍代政委,與劉志丹、王世泰等同志並肩作戰,參與領導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渭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因戰鬥負傷,回西安治療。同年任陝西省委特派員兼陝南特委書記,領導了漢中南區的分糧鬥爭,以及北山、南山兩區的游擊戰,發動了安康起義,參與領導了川陝根據地陝南蘇區的創建工作。1934年7月,調上海中央局軍委工作。1935年春,奉中央局指派回陝南與楊虎城警備第三旅旅長、共產黨員張漢民及紅二十五軍聯繫。因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張漢民被誤殺,汪鋒遭拘禁。他堅持原則,同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35年7月,他隨紅二十五軍長徵到達陝北。10月,被錯誤肅反關押,中央紅軍到陝北後,由王首道同志代表中央釋放。

1935年12月,毛澤東同志親自委派汪鋒同志以紅軍代表的名義,持毛澤東、彭德懷同志分别致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的親筆信只身前往西安,同楊虎城將軍會談。汪鋒同志歷經艱險,克服困難,不辱使命,與楊虎城將軍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達成了協定。

1936年9月,受周恩來同志委派,汪鋒同志赴十七路軍開展黨的秘密工作,在楊虎城部特務二團團長、共產黨員閻揆要的協助下秘密建立團黨委,設立秘密電台,傳達、貫徹了周恩來同志關於不在楊虎城部搞兵變,加強與楊團結,促進楊內部團結,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汪鋒同志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參加了我黨解決事變的有關工作,並奉命前往陝西潼關協助楊虎城部特務二團抵禦國民黨親日派的進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他又受周恩來同志委派,以特派員的身份,前往藍田楊虎城新組建的獨立旅,協助旅長、共產黨員許權中在秦嶺布防。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汪鋒同志隨許權中旅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在馳援忻口戰役中,與日軍血戰。戰鬥中該旅黨員表現英勇,組織出色,受到周恩來同志的高度評價。

1938年,汪鋒同志回陝西省委工作,先後任中共陝西省委軍事部長、關中地委副書記、統戰部長、警備第一旅副旅長、關中警備區副司令員、保全處處長等職。他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正確方針,既避免了關門主義,又保證了黨員的質量和組織的純潔。他參與領導國統區黨組織認真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廣泛聯繫民眾,充分利用各種關係,進行公開的、合法的抗日活動。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三次反共浪潮的嚴峻形勢下,他有計畫、有步驟地將國統區所有已暴露的黨員和幹部調回邊區學習、整訓,保證了黨組織和大批黨員的安全。他直接領導十七路軍第三十八軍黨的工作,經過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該部黨員力量不斷發展壯大,最終使這支在形式上由國民黨供給、控制的部隊,變成了中國共產黨掌握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在抗戰中付出了巨大犧牲,戰功卓著,解放戰爭開始前起義,回到了人民的懷抱。毛澤東同志曾評價說,十七路軍的秘密工作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典範。

1945年,汪鋒同志出席了黨的“七大”。1946年1月,任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領導在國統區整頓、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和武裝,建立通暢的地下交通線。1946年8月,李先念、王震同志率部中原突圍,汪鋒同志奉毛澤東同志之命,前往商洛地區接應,任豫鄂陝邊區黨委書記、邊區政府主席、軍區政委和行政公署主任,領導邊區軍民很快解決了急需的衣食問題。為挫敗十萬之敵的“清剿”、“掃蕩”作出了貢獻。根據中央的指示,他安排地下交通線,衝破千里封鎖,將李先念、鄭位三、陳少敏等中原局、中原軍區高級幹部安全護送回到延安。

1947年7月,汪鋒同志任陳賡、謝富治兵團前敵指揮委員會委員兼西北民主聯軍三十八軍政委,率部南渡黃河,解放豫西,挺進陝南。1948年6月,任陝南地區黨委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軍政委,領導陝南根據地軍民開展軍事鬥爭和政權建設。率部解放了豫西、鄂西北和陝南地區四十多座縣城,組建了四個軍分區,先後建立了十四個縣的民主政權,人口達200餘萬,減輕了西北戰場我軍的壓力,策應了中原戰場。汪鋒同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9月以後,汪鋒同志先後擔任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統戰部部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西北民族學院院長。他參與了和平解放西藏和護送班禪回藏的工作。他代表中央政府在甘肅主持了六世嘉木樣活佛的坐床典禮。他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在民族自治地區開展民族貿易、醫療衛生等工作,做了許多艱苦的、開創性的工作。

1954年後,汪鋒同志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代理書記。他團結和爭取大量黨外人士,結交了許多少數民族朋友,培養了大批少數民族人才。他參與了全國五個民族自治區的籌建工作。他關心少數民族的教育事業,注重培養少數民族幹部。他親自主持了中央民族學院、民族文化宮和西北民族學院的建設。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為民族地區的穩定和發展、為鞏固黨的統一戰線和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做了大量工作。

1956年,陳毅同志率中央代表團進藏祝賀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汪鋒同志任副團長,協助陳毅同志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特別是對西藏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1959年西藏平叛後不久,毛澤東同志要求汪鋒同志就西藏的民族、宗教問題進行調查。汪鋒同志立即到西藏同西藏工委的同志一起深入調查研究,很快上報了調查材料,為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西藏的民主改革作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1956年,為了研究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汪鋒同志到青海作調查,提出了在少數民族牧業區對牧主經濟採取和平方法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經國家民委黨組同意後上報中央,得到中央的肯定。

1958年,汪鋒同志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他風塵僕僕,奔波於城鎮鄉村,為促進回、漢民族和睦,發展寧夏民族地區經濟做出了貢獻。

1961年1月,在甘肅經濟最困難的關頭,中央任命汪鋒同志為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第一政委。他深入實際,認真調查研究,傾聽民眾呼聲,全力以赴救災。他堅決貫徹落實黨的政策,實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錯案,調動廣大幹部民眾的積極性。他從實際出發,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解散農村食堂,調整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包產到戶”和“大包乾到戶”,領導全省人民休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生產。經過全省黨組織和幹部民眾的努力,加之中央及兄弟省市的支援,農業連續三年豐收,產量翻了一番,扭轉了甘肅的困難局面。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鋒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但他堅信黨和人民的正義事業最終會勝利。1977年7月,他擔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烏魯木齊軍區第二政委、軍區黨委第二書記。 1978年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烏魯木齊軍區第一政委、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在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他率先著文,旗幟鮮明地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堅決擁護、認真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迅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徹底平反冤、假、錯案,大批解放幹部,支持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實現了糧食連年豐收,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他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關心部隊建設,為維護民族團結、促進邊疆的穩定與發展作出了貢獻。

1982年,汪鋒同志奉調回京,參與領導中央落實政策和對台工作。他為許多台胞、起義投誠人員、文化界人士和在戰爭年代支援過革命的各界朋友落實了政策;還不辭辛勞為他們妥善解決工作、戶口、住房、就醫及子女就業等問題。他堅決貫徹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積極開展對台灣當局和台灣人民的工作,為推進祖國的和平統一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關心支持文化事業,在指導話劇《西安事變》的創作過程中,率先倡導在話劇、電影中直接出現毛澤東等領袖形象。並提議在全國挑選能扮演領袖人物的特型演員。

1987年4月,汪鋒同志被增補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為人民政協事業和統一戰線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

汪鋒同志衷心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積極參加統一戰線、民族團結和扶貧濟困等各項活動,多次為災區捐款。他關心下一代教育。他一貫關心和支持黨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為十七路軍乃至整個西北地區的黨史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

汪鋒同志是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在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他是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汪鋒同志獻身革命70餘年,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國家的民族團結貢獻了畢生精力,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是陝西地區民主革命時期我黨和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是西北革命根據地、西北紅軍的創建人之一,是豫鄂陝邊區、陝南根據地黨政軍的主要領導人,是西北地區黨的統戰工作的卓越領導人。建國後長期擔任西北省、區黨政軍主要領導,為西北地區的革命和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汪鋒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對黨和人民忠心耿耿。他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兢兢業業地為黨和人民忘我工作。他遵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富於犧牲精神,顧全大局,工作嚴謹勤奮,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的責任心。他胸襟寬廣,為人厚道,待人真誠,善於團結同志,勇於承擔責任。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實事求是,關心幹部,聯繫民眾,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任勞任怨,不尚虛名。接觸過他的同志無不為他開朗豪放的性格、肝膽相照的風範和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的精神所感動。許多民主人士、少數民族代表人物、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和各界朋友,與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人民將永遠懷念他。

子女

在長征中鮮為人知的故事

——王又凱

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時有許多紀念文章和活動,其中有一篇文章說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中只有“惟一”一位參加過長征。我清楚報紙上所指的人就是我父親汪鋒的老戰友賈拓夫伯伯,他跟隨紅一方面軍走完了全部長征。但“惟一”兩字我不敢苟同,據我所知,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中最起碼還有兩個人參加過長征:一位是張德生伯伯,他隨紅四方面軍進行了長征。另一位就是我的父親――汪鋒,他隨紅二十五軍進行了長征。但他的長征只有“半個”,並且是一個非同尋常的革命者的長征,一個鮮為人知的悲壯故事。

國小時有篇長征的課文,說的是紅軍戰士爬雪山、過草地、吃樹根、啃皮帶,在艱苦的環境下,為了理想,為了窮人求解放,以大無畏的革命意志和自我犧牲的革命精神去不斷地爭取勝利。上課的過程中老師問我,你爸爸是否參加過長征,同學們也都非常想知道,但我對此卻一無所知。

我的父親汪鋒當時擔任中國共產黨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他總是開會或下鄉蹲點,平時很少在家。一次我趁他正好在家時問起這個問題。爸爸沉思了一會,一聲不響地離開了。我想他一定沒有參加過長征。可是,同學們不同意,堅持說老革命都是老紅軍,老紅軍就一定都參加過長征。兩天后我又向爸爸提出了這個問題。爸爸微笑了一下,還是沒有回答我。這時媽媽接過話茬說,你爸爸參加過半個長征。“半個”?爸爸肯定地點了點頭。直到文化大革命時,在我父親的檢討材料中,我才搞明白了“半個”長征對我父親的意義。

1933年5月,紅二十六軍南下途中,在陝西蘭田縣張家坪被敵人包圍,軍代理政委汪鋒與劉志丹、王世泰率領部隊分頭突圍。在戰鬥中他腿部受了槍傷,潛到西安邊療傷邊繼續革命。恰在此時,陝西地下省委遭到嚴重破壞,書記叛變,賈拓夫伯伯僥倖脫險後,又冒著生命危險找到我父親,通知他馬上轉移。隨後賈拓夫去了江西瑞金,而我父親輾轉陝南領導當地的武裝鬥爭和兵運工作,後因腿傷加重,又去了上海,在中央臨時分局軍委工作。

1934年各主力紅軍都先後離開蘇區,進行長征,而當時紅二十五軍離開鄂豫皖蘇區,進入陝西境內。1935年中央軍委派我父親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去聯繫紅二十五軍,恢復聯絡和協調該軍與陝西地方楊虎城部隊的關係。

紅二十五軍是在主力離開根據地後,由留守部隊和赤衛隊重新組建的。由於敵人的清剿政策,廣大指戰員無不親眼目睹了自己的親人被殺害,家園被焚毀,因此都有強烈的階級意識和對敵人的仇恨。這是一支在長征中唯一沒有減員的紅軍隊伍,是英勇善戰的軍隊。而我父親受命所要協調的楊虎城部是警三旅,該旅旅長張漢民是1925年參加革命的中共黨員,該旅有著我黨多年的兵運工作基礎,有許多秘密黨員,是一支傾向革命的隊伍。我父親曾擔任過中共陝西地下省委軍委書記,在該部隊做過兵運工作。跟張漢民、閻揆要(中共黨員,黃埔一期生)等有組織關係。此次受命,他應該是最合適的人選。如果兩支隊伍能聯合行動,必將開創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4月,當我父親喬裝打扮、星夜兼程地趕到陝西柞水九間房該旅閻揆要團團部時,團部里一片混亂。僅在幾個小時前紅軍設伏殲滅了該旅的大部,旅長被俘。父親聽了閻揆要講的事件經過,當即向閻保證,他會向紅軍解釋,並將張漢民同志要回來。在閻的催促下,我父親連飯都沒吃就又上了路,趕往紅軍駐地葛牌鎮,在那裡他見到了紅軍的所有領導人。

父親急切地一再解釋,證明張漢民是共產黨員,是自己人,是同志,要求馬上放人。隨後又向紅軍傳達了中央檔案,當然檔案是記在腦子裡、憑嘴說出來的。檔案的內容,特別是對革命對象的政策,與紅軍離開根據地和中央失去聯繫之前的內容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比如,從殺地主到要給地主生活出路等等,這話聽起來好像是叛變革命的言論。我父親只管滔滔不絕地講,並沒有顧及到氣氛的變化,沒有注意有人拍桌離席而去,直到幾個紅軍戰士提著槍衝進來,對他怒吼“反動派”並要揍死他時,他知道自己已經無法完成任務了,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我猜想殺不殺我父親在紅軍的領導里一定有一場非常激烈的爭論,當時沒有殺他確實是一個奇蹟,真是萬分之一的僥倖。但奇怪的是事後又為什麼沒有殺?就此在“文革”後我多次問過我父親,歸納起來有四點原因。第一,他的身份高,是中央特派員,有寫在蠶絲紙縫在袍子內的介紹信,因此在一時搞不清楚的情況下紅軍不好殺他。第二,在看押的過程中有空他就教戰士文化和一些陝甘蘇區的紅軍歌曲,因此逐漸地獲得一些人緣。第三,有次夜裡部隊轉移,而看押他的戰士卻睡著了,他完全可以逃走,但他卻返轉身叫醒戰士一起追上了部隊。事後有位領導問他能跑為什麼不跑?他回答說自己如果從紅軍的隊伍中逃跑,以後無法證明自己。第四,也是最後的,河南信陽是該部的老根據地,地下黨正好也派人來聯絡,受該軍的委託在上海證實了我父親的身份。因此我父親才能和紅二十五軍一起長徵到陝北。

1947年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張漢民同志被中央追認為革命烈士,他被誤殺是我黨一大損失,而我父親是這一過程的歷史見證人。我曾多次詢問過我父親,他說當時被看押時是五花大綁的,頭上套著只留眼洞的布袋,身上背著東西像個馱夫,透過眼洞他看到了張漢民和張明遠(旅參謀長,中共黨員)與他一樣,被繩子牽著行軍,大約一個月過後,先是張明遠不見了,他問戰士說是放了。後是張漢民又不見了,他知道大事不好,大聲抗議,堅持不走了,直到見到軍領導,並當面說他們是錯誤的。而張漢民被俘的過程也十分痛心。張部本來可以以逸待勞的截擊紅軍,而他卻尾隨紅軍,實際上是想起到掩護作用。他還多次派人與紅軍聯絡,並按紅軍要求向對方提供了援助。因此,他錯誤地認為自己已經與紅軍達成了諒解,認為不會發生戰鬥,喪失了警惕。而閻揆要發現紅軍有異動,派出的聯絡員都未返回,情況有些異常,曾提醒張漢民,而後者卻不以為然,結果閻團由前鋒變後衛得以保全。由於警三旅尾隨紅二十五軍太近,因此發生誤會就成了遲早的事情。而我父親汪鋒未能起到作用,未能將歷史改寫,這肯定是他終身的痛苦。我想這也是他不願意提及自己參加過長征的原因吧。他的長征確實和其他紅軍戰士不一樣,沒有轟轟烈烈的戰鬥,沒有面對敵人槍口的犧牲,沒有跌宕起伏、波瀾壯闊史詩般的英雄壯舉。當他高一腳低一腳地在坑窪不平、崎嶇嶙峋的陝南山區艱苦地跋涉時,他是作為“反動派”,天天面對死亡和內心痛苦的煎熬,被自己人押著走的。但就是這樣,他一天也沒有放棄信仰或失去信心,即使是死也不會離開革命的隊伍。

從1935年3月九間房事件他到紅二十五軍時算起,到9月紅二十五軍勝利到達陝北,期間共6個多月,這就是父親汪鋒的長征時間。我母親生前多次告訴我,紅軍要去陝北,你爸爸是個嚮導。這句話的含意深遠,我知道它的分量。我認為我父親的長征時間雖短,又是另類的,但它同樣是偉大的。這個長征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革命是偉大的,但道路是曲折的,並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因此我更加緬懷那些為革命而勇於獻身的先驅,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秘密戰線上的老一輩革命者,他們無私無畏的革命勇氣、理想高於生命的品德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靈魂。

黨委書記

汪鋒夫婦與女兒王南寧在一起 汪鋒夫婦與女兒王南寧在一起

王南寧,汪鋒同志之女。1949年5月生於鄂豫陝根據地。老三屆、插隊知青、工農兵學員。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1976年唐山大地震當天畢業到達北京。半生在《人民文學》雜誌當編輯,退休後在老槐樹下務農。

自認人生最大的成就:得與共和國同齡並榮辱與共。

1在北京

地窖里擺上行軍床

1954年,我們隨父親從西北調往北京,爸爸當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常務副主任。1959年,中央派父親去寧夏主持寧夏回族自治區的籌備工作,隨後他擔任了自治區第一任的黨、政、軍一把手,這是他又一次擔當地方黨務、政務工作。父親多次說起,中央給他定的工作時間表是“三七”開,即一年裡30%的時間在寧夏,70%的時間在北京。這樣身兼二職“跑通勤”的日子大約過了兩年多。

進北京後,民委把我們安排在西城區屯絹胡同30號。這裡原是一座王爺府,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占後花園,另有一職工住“中院”,後花園中還有一座太湖石假山。

夏天時,父親很胖,很怕熱。那時沒有空調,實在炎熱,他就讓公務員張玉和叔叔蹬個平板車,去冰窖口拉一塊大冰塊回來,用一個洗衣服的大木盆盛著,放在客廳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裡變得很涼快,父親和我們一起席地而臥,冰盆里還擺著瓜果……

但是大多數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里找他。清朝的那位王爺修建後花園時,在假山底下修了一間密室,沒有窗戶,黑咕隆咚的。夏天裡面非常涼爽,那年月沒有冰櫃,買點菜放在地窖里,很久都不會壞。可是父親卻在裡面擺了一張行軍床,一個鐵的摺疊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裡面午休、練字。

我家的公務員張玉和叔叔是個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負責收拾父親的屋裡院外,買菜收發,周末接送我們去學校,放假時蹬個平板三輪車把我們的行李拉回來。當我們最後離開北京,搬家去蘭州時,僅張叔叔收集的舊報紙就賣了整整一大卡車,總計收入200元。當年我們都認為那是一筆十分豐厚的收入,只有父親一個人不這么想,他說:“太可惜了,它還有資料價值。”

2災荒年

給“右派”送去救命糧

解放後國家的經濟模式最初是“供給制”,後來有了工資,糧食定量供應,憑糧票買糧,飯量小偶爾就有剩餘糧票,有人拿到黑市換點雞蛋或其他生活小用品,可我家的公務員張叔叔,就把攢下的糧票都買成糧食,一袋袋藏在後山書房裡。

有一天,父親非常神秘地對母親說:“叫娃們敞開肚子吃吧,還有12袋白面呢!”這個場景和12袋白面這個“天文數字”,我這一輩子都牢牢記在腦海里。父親說這話的小心程度是今天的人們無法體會的,在舉國挨餓的災荒年,他發現了家裡有這么多的存糧,儘管這是全家人自己的合法定量,是從牙縫裡被公務員無意攢下了,這些糧食可以讓孩子們安度饑荒,這是父親的欣慰,可他是共產黨員,是領導幹部,老百姓在挨餓,這些糧食讓他感到心裡非常不安。

但是,不久我們卻陷入饑荒中,家裡原有那么多存糧,我們卻突然斷糧了,連母親也保持沉默不給個解釋。這個原因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才從大字報上知道了真相。記得有一天,我和同學去蘭州的西關什字看大字報,那是蘭州城裡第一批剛剛刷在大街上的大字報,大多是標語口號,有一張寫得密密麻麻,意思是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汪鋒,階級陣線不分,困難時期到甘肅上任伊始,便去看望“地、富、反、壞、右”分子,還給他們送白面,挽救他們的“狗命”云云。

前兩年,我遇到了鄧寶珊將軍的外孫子左都都,他突然對我說:“我婆(鄧夫人)到死都說困難時期,要不是你爸代表組織送了一袋白面,我們早就餓死了。”聽了這話,我急於辯白:“那不是組織給的,那是我們家自己攢的面!”左都都他不信,那時一袋白面太金貴了,是救命的糧食,誰捨得送人?可是我爸爸就這么做了,他了解有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生活極為艱難,一碗麵就是一條人命。父親從北京啟程,帶走了家裡所有的存糧,雖然他知道他的娃兒們即將沒飯吃。我相信他把一袋袋白面送人時,一定說了“我代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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