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

毛詩

毛詩指西漢時魯國毛亨和趙國毛萇所輯和注的古文《詩》,也就是現在流行於世的《詩經》。《詩經》作為漢族文學史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共305篇,毛詩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紹本篇內容、意旨等。而全書第一篇《關雎》下,除有小序外,另有一篇總序,稱為《詩大序》,是古代漢族詩論的第一篇專著。東漢經學家鄭玄曾為《毛傳》作“箋”,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漢人傳詩的加之毛詩本有四家,稱為四家詩。後三家即魯詩(申培公所傳)、齊詩(轅固生所傳)、韓詩(韓嬰所傳)。此三家又被稱為三家詩,皆採用今文,在東漢被立於學館,研究此一學的被稱為今文經學。

毛詩毛詩
毛詩指西漢時魯國毛亨和趙國毛萇所輯和注的古文《詩》,也就是現在流行於世的《詩經》。毛詩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紹本篇內容、意旨等。而全書第一篇《關雎》下,除有小序外,另有一篇總序,稱為《詩大序》,是古代詩論的第一篇專著。東漢經學家鄭玄曾為《毛傳》作“箋”,至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

概述

今本《詩經》即由毛詩流傳而來。《詩經》作為中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共305篇,經孔子刪定,並教習弟子,後大行天下,流傳於世。不可否認,《詩經》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而其之所以能夠流傳今日,毛亨、毛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書·藝文志》、東漢鄭玄《詩譜》《毛詩傳箋》、唐孔穎達《五經正義》等書記載:至戰國初期,研究講習《詩》者,有齊人輾固、魯人審培、燕人韓嬰、河間毛亨。“毛亨著有《毛詩正義》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毛亨將《毛詩正義》傳授給毛萇(據現在有關學者考證推斷,毛亨與毛萇為叔侄關係)。

毛詩館藏毛詩

三國時期吳人陸機著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記載:“孔子刪書授卜商,卜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人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而唐代陸德明著的《經典釋文序》中有不同記載:“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為《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綜合史書、方誌文物古籍傳說等方面的考證,可以肯定的是,在河間的儒家學者中,毛萇以研究《詩經》最為著名,並被劉德授予經學博士。毛萇所講的《詩經》,世稱“毛詩”。自東漢鄭玄為毛詩作箋後,學毛詩者漸盛,其他三家先後失傳,現在讀到的《詩經》,即是由毛亨、毛萇流傳下來的。

毛詩創始人

毛詩創始人為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其中魯、齊、韓三家為今文學家,在漢代立為官學;毛詩晚出,屬古文經學。毛詩訓詁簡明,很少神學迷信內容,未被立為官學,只能在漢族民間傳授。東漢時受到重視,允許在朝廷公開傳授。東漢末年兼通今古經學的經學大師鄭玄,集今古文經學研究之大成作《毛詩傳箋》,主要為毛氏《詩故訓傳》作注。三家詩自此漸漸衰敗。《隋書·經籍志》說:“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宋”。

傳世始末

《詩經》作為中國第一部詩總集(或謂樂歌選集),從大約公元前6世紀編定成書到如今,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是中國詩歌的光輝起點,牢籠千載、衣被後世。與魯詩韓詩齊詩相比,毛詩後來居上,盛行於世,而三家詩先後亡佚。今本《詩經》,是“毛詩”。

毛詩毛詩訂詁

毛詩序指《毛詩》的序言。前人把冠於全書的序言稱《大序》,把每篇類似題解性質的短文稱《小序》。毛詩對《詩經》中各篇均有小序,簡述了詩的主題、作者和寫作背景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門任務,到漢末大儒鄭玄時,以史證詩得到了更詳密的發展。他按照《詩經》的國別和篇次,系統地符合史料,編成了《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都確定了時代,又作《毛詩箋》,更多地發揮了作為各篇的詩的背景和歷史。在《關雎》的小序下面,有一段較長的文字,較全面地論述了詩歌的性質特點、產生情況、社會作用、內容特色、體裁、和表現手法等問題,稱為《詩大序》。《大序》主要說明了詩的教化作用,“言在詩外”,強調“美刺”。這種作用的指導下,便要求詩必須溫柔敦厚、含蓄婉轉、“發乎情而止乎禮義”。

《毛詩序》的作者是誰?以前人們大多認為《大序》託名子夏,但說不定誰作的;《小序》則被認為是大、小毛公作的。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謂小毛公。”孔子是否刪詩尚未可妄下斷言,序說的作者恐怕也不是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

許多學人探討後指出,《毛詩序》中保留了先秦舊說,可能的作者也許包括孔子、卜商、荀子孟子甚至是詩人自己;也許還包括後來漢儒(譬如毛亨、馬融賈逵衛宏)的撰作。范曄《後漢書·儒林傳》云:“衛宏作毛詩序”,後《隋書·經籍志》又修訂說是衛宏和其他漢儒將卜商、毛亨之作加以補充潤益而成。雖然後人對衛宏所作之序是否此《毛詩序》爭論不休,但不可否認,《毛詩序》中某些方面有對先秦舊說的補充和發展,構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所以把《毛詩序》看成是從先秦到漢代儒家詩論的總結大抵不差。

兩千多年來,對《毛詩序》的態度有褒有貶,尊《序》與廢《序》長期鬥爭,對其作者和總體評價聚訟紛紜。古代的廢尊之爭,不外乎都是以一個封建經學學派去反對另一個經學學派,以一種封建經說去代替另一種封建經說。

毛詩毛詩二十卷

現代以來關於褒貶《毛詩序》的意見,大約分為幾個階段。首先,“五四”運動之後,反對批判《毛詩序》的思想潮流主張以民主科學的思想,依據《詩經》文本和時代背景來探求詩的本義,並且因為《毛詩序》是漢學封建義疏的中心而大舉討伐,列舉了《毛詩序》比附書史、穿鑿附會、妄生美刺、隨文生義、宣揚封建禮教等等弊端,在當時乃至如今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次,50年代後認為不存在尊或廢和信從哪一派題解的問題,漢學宋學新漢學、乃至“獨立思考”派等等諸家詩說題解都不同程度地為宣揚封建教化而曲解詩義。

新時期以來,人們基本上肯定了《毛詩序》是古代《詩經》題解中較為系統、完整而且保留先秦古說較多的一種序說,優於漢代流傳的各家題解;而且其保留的古序,距離《詩經》的時代最近,其中不少言中詩歌的宗旨、創作背景和作詩緣起。所以,今人大多認為應該持無所尊、無所廢,一一考察和辨析,從其是而黜其非,以期用科學的態度求得詩經的本義。

出典爭議

何謂“毛詩”?毛詩的出典大約最早始於《漢書》的記載。《漢書·藝文志》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但著作者名都只稱毛公,不稱名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是趙國人毛長傳《詩經》,所以稱作“毛詩”。《儒林傳》中“長”字也沒有草字頭《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玄)箋,於是《詩經》的“傳”便開始稱為毛萇所作。不過,鄭玄的《詩譜》又有一種新的說法,以為魯國人大毛公為《詩經》作訓詁傳,在其家族中內部傳授,漢河間獻王得到了這個訓詁傳《詩經》的本子,而貢獻給漢朝天子。漢廷覺得這個本子很好,很重要,便因此授予小毛公以博士職位,專門負責《毛詩》的研究和傳授工作。陸機《毛詩草木蟲魚疏》也是這樣敘述的:孔子刪《詩》,然後傳給弟子卜商,卜商做了一個序,大約就是現在的《毛詩序》,然後將《詩經》傳授給魯國人曾申,曾申後又傳授給魏國人李克,李克又傳回魯國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授給根牟子,根牟子傳授給趙國人荀卿,荀卿就是那個叫荀子的儒家大學者,他又將《詩經》傳給魯國人毛亨,毛亨作訓詁傳,然後傳給趙國人毛萇。當時人稱毛亨為大毛公,稱毛萇為小毛公。如果這些敘述可靠的話,那么作《詩經》傳的人應當是毛亨,而非趙國人毛萇。孔穎達《毛詩正義》也認同毛亨是《詩經》傳的作者,但所以稱毛詩卻是因緣於小毛公。所以《隋書·經籍志》所稱“漢河間太守毛萇傳”者的說法是錯誤的。

毛詩毛傳鄭箋

由於各種記載的不同,而往往含有疑莫能名的錯誤發生,究竟誰是《毛詩》傳的作者,各執一詞,聚訟紛起。不過對於讀者來說,《毛詩》的傳注者是誰都是小枝末節,無足輕重,不值得花過多精力來求一個清楚明白的答案的。

但後來《毛詩》的箋注者漢末的鄭玄對於《毛詩》的流行卻有著不可磨滅的成績。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提要》說:“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鄭玄《六藝論》說:“詩宗毛義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鄭玄的《六藝論》現在已經佚失,這些話是根據孔穎達《毛詩正義》所引出的。這就是說,鄭玄是根據毛傳作的箋注,是在傳旁加以標識未完成的,其實是相當於現在所講的讀書筆記,這個讀書筆記逐一做出,比較詳細,對於《毛詩》的發明不少。自從鄭玄的《毛詩箋》問世,其餘齊、魯、韓三家所傳的《詩經》本子就全部自動廢止。所以說鄭玄對《毛詩》的貢獻非常大。但對其他三家《詩經》本子的打擊卻是破壞性的、毀滅性的,對於文化來說,其實是一種災難。現在所能見到的就是這個三百篇的《詩經》就是毛公所傳的本子,獨此一家,別無選擇,別無比較。

這裡又提出一個《詩經》的三家問題。中學大學時,很少涉及這些東西,以為《詩經》一開始就是這個定本,但翻開源頭卻突然發現至少還有三家曾經與這個定本做過競爭的,只是當時鄭玄的勢力太大,而使其他三家歸於湮滅了。

詩論觀點

毛詩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紹本篇內容、意旨等,後人稱為《毛詩序》。《毛詩序》是中國詩歌理論的第一篇專論。概括了先秦以來儒家對於詩歌的若干重要認識,可以說是從先秦到西漢的儒家詩論的總結。其主要觀點如下:

首先,《毛詩序》揭示了詩歌抒情與言志相統一的藝術本質。其云:“詩者,志之所之也”,闡明了詩歌創作的本源在於“志”,“志”構成詩的內容,這與先秦時代就已產生的“詩言志”的觀點一脈相承。從中可以進一步認識到,《毛詩序》出於漢儒之手,與儒家的整個思想體系是融洽的,因而“詩言志”正逐漸被納入到這一體系中而被經學化。不僅如此,《毛詩序》進一步提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觀點,比較“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表述,在這裡“志”與“情”的關係與內涵雖然沒有得到明確的說明,但《毛詩序》認為它們是可以統一的。抒情之說,早先主要用在樂論之中,序文關於抒情觀點的表述可以說襲自《荀子·樂論》《禮記·樂記》。可知,序文的詩論中還留著許多樂論的因素,是因為它仍然是基於詩與樂的緊密相關性來認識詩的本質的。正因如此,《毛詩序》才汲取了樂論中的抒情說作為先秦以來言志說的必要補充。如果聯繫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整個發展史,就會意識到這一補充是多么有意義。

毛詩詩經圖考

其次,《詩大序》基於儒家的視角,特別重視以政教為核心的詩的社會作用。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云云,正是指詩歌的一種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序文已認識到這種教化作用與情感之間的關係,所以說“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不過,序文將情感作用(如“動天地感鬼神”云云)與社會作用都誇大了。由於詩歌被視為一種教化的工具,在《毛詩序》看來,《詩經》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對某種教化觀念的隱喻,如以“后妃之德”解《關雎》,這就未免牽強附會。同時,序文認為政治與詩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時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對詩歌發展產生極大影響,因而提出了“變風變雅”之說。後來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這與序文的觀點是相通的。

再次,序文提出的“六義”說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後人對“六義”的具體解釋不同,卻大體上都認為風、雅、頌是詩的分類,而賦、比、興是詩的寫作手法。文中沒有對賦、比、興作具體的解釋,卻為後來的詩歌刨作論提供了極富啟示性的一組範疇。序文對風、雅、頌作了重點闡發,其間所貫穿的濃厚的政教意味與全篇的基調是一致的。文中提出“主文而譎諫”,要求詩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達到諷諫的目的,這顯然是儒家的“溫柔敦厚”詩教觀的另一種表述。不過,這一要求與藝術創作要求委婉含蓄卻有相通之處。所說“發乎情止乎禮義”,在指出詩歌的抒情特徵時,更進一步要求情感抒發嚴格接受儒家道德教義的規範。這一觀點對後世文學的影響很大,也很複雜。

總之,《詩大序》不僅僅是一種總結,對後來文學觀念的發展,更是產生了深遠影響。儘管這種影響很複雜,既有積極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但畢竟構成了儒家詩學傳統的一個重要環節。

序文按語

《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毛詩毛詩手卷

按:《關雎》是《詩經》的第一篇。這一篇是《詩經》的基調。古人當初收集《詩經》時未必第一篇就是《關雎》,但經孔子整理之後,第一篇肯定就是這一首了。《關雎》用的是“六義”中的“興”的手法。所謂“興”,就是興起的意思,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其實也就是個引子,與所要歌詠的內容有某種形式的相似或聯繫。這種手法與宋代話本小說前面有個“楔子”的形式非常相似,話本小說的“楔子”也是借用前代某個人或事而引起所要敘述的故事。這樣的寫作方式既委婉而又有深意,一般寫作者要到較高的程度才能興起得好。

《詩經》是春秋戰國以前貴族子弟所必須學的內容,它有關於天下的道德風化,有關國家的治亂興衰,所以開篇不得不作為綱領性的東西以起到風勵後世的作用。所以《毛詩序》解釋《關雎》的第一句就是:《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思是說,《關雎》這首詩歌詠的是后妃的美德,是風化的開始。這個后妃指的是周文王的妃子。這首詩屬於國風《周南》一之一,即《周南》這一輯的第一篇。“風”,是民俗歌謠的總稱。為什麼叫風?孔穎達作《毛詩正義》的解釋是這《詩經》里的十五國風,反映當時諸侯國的政教情況,是自下而上的。朱熹在《詩經集傳》里作的解釋微有不同,他將風當作從上而下的工具以風化天下,天下廣被國王的教化而發出動人的聲音。總起來都無非是民間的心聲,足以動物感人。朱熹說: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朱熹所講風自上而下,這是很勉強的。因為風相當於民俗歌謠,自然是出自民間男女百姓自由的吟唱,而非由上面的提倡,民間才會有這自由國風的歌詠。

當然,如果從另一面說,天子的政教自上而下,施之於民,有好有壞,有強有弱,自然會給民眾帶來或好或壞、或強或弱的影響,這種影響潛移默化地滲入其歌詠之中,不自覺地從歌唱之言辭中表露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風的教化是自上而下的也沒有大錯。但國風的內容有很大部分是男女情愛的歌詠,那是一時一地發自男女心間的真情表白,一般情況下應當與天子的教化關係不是很大,所以朱熹的解釋自然有些牽強。但朱熹後面講的內容卻大致反映了當時《詩經》收集的事實,即民間的疾苦、政教的好壞,當時的天子自然也要了解,怎樣了解?除了地方官員的報告,這往往不是很客觀,而最能客觀自然反映民間心聲的恐怕就是民俗歌謠了。大約當時的天子,如周武王之類都是明白智慧的帝王,於是要求下面的諸侯蒐集民俗歌謠,然後往上貢獻給天子。當時諸侯肯定是將歌謠連歌唱者一起貢獻給天子的,所以天子能夠親自聽到那些情真意切的民間歌詠,既能由此發現人民的工作、生活情況,發現各地的民情風尚,發現自己的政治所引起的得失,或者由此而對政策進行某些調整和修改,又能由民歌美妙的鏇律而得到審美的享受,怡情養性,自然也是十分愉快的事。所貢獻的民俗歌謠中,自然有溫文爾雅類型的,有激烈尖銳類型的,有男女歡愉類型的,有怨偶愁苦類型的,等等,對於天子來說,自然有整理的必要,有些是十分刺耳的,肯定是要不得的,有些聲調非常悅耳動聽,自然要保留下來,隨時調來賞鑒,於是便必須由樂官來做這個工作。樂官自然秉承天子的意志,來對這些國家貢獻上來的民歌進行適當的整理刪削。因此便有了這國風的結集。

毛詩按語爭議

古人的政治精神是以道德的風化來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而道德的起始自然是與個人的行為品性相關的。天子要以德治理天下,自然表率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一個人行為品性首先表現在家庭,家庭除了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最貼身的就是夫婦之間關係的表現形式。可以說,家庭是以夫婦的形式而存在的。夫婦是人倫之始,沒有夫婦的形式就不會有家庭的組織。穩固的家庭組織是穩固的社會所必須的條件。有了穩固的家庭才會有穩固的社會形態,在茹毛飲血的時代,家庭是很少使用的單位,一旦有了文明的積累,家庭單位的重要性就日益突出了。中國的文明從唐虞五帝時代開始進化到夏商周,文明已經是非常發達了。當時的統治者認識到家庭的重要,因此特別注重家庭道德關係的建設。所以在官方的教化工具《詩經》中,他們特別要將《關雎》擺在第一篇的位置上,是因為這首詩可以風化天下而使各地的人民以后妃之德為榜樣,擺正夫婦之間的關係,而達到鞏固社會形態的目的。所以毛詩序所說,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講的就是這個意思。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就是說這種道德形式對於鄉下的老百姓和城邦國家的人民都是適用的。

古人提倡三從四德觀,大約從父系社會開始就著意提倡了。這首《關雎》詩,依照孔穎達和朱熹等古人官方的觀點,是有意深文周納教化的作用,可以反映古人從漢以至唐宋以後中國的人文精神是如何的一種狀態。那就是刻意的要求人民的生活政治化、人民的精神馴養化,以一種穩固的家庭關係維持國家社會的穩定和諧狀態。

事實上,《詩經》的編纂並未如毛詩序所強調的那樣有過分多的政治教化精神,雖然它確實是與政治相關的,與政教的精神相關的。

毛詩故訓傳

中國研究《詩經》的著作。簡稱《毛傳》,30卷。其作者和傳授淵源,自漢迄唐,諸說不一。現代一般根據鄭玄的《詩譜》和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定為魯人毛亨(大毛公)所作。《毛詩故訓傳》是現存最早的完整的《詩經》注本,全書以解釋字義為主,其章句訓詁大抵取自先秦群籍,保存了許多古義。東漢末年,鄭玄為之作《箋》,唐代孔穎達又進一步疏解《毛傳》、《鄭箋》而作《毛詩正義》,遂使《毛傳》在經學研究領域地位不斷提高。但毛亨解詩,常以封建倫理觀點歪曲詩的主旨,語多附會,不足憑信。通行版本有《十三經註疏》等。

毛詩傳箋通釋

論詩宗旨,標榜“漢學”,以《詩序》為準,疏通《傳》、《箋》,辨正《鄭箋》不同於《毛傳》的各種解釋,以申毛糾鄭;偶有與毛、鄭相違者,則必言之有據。其詮釋詩句,也參考三家,辨其異同,而且能夠概括全書,說明同類義例;在文字聲韻方面,以古音古義來糾正訛誤,又以雙聲疊韻原理等來指明通假。有很多說解,能糾《毛傳》、《鄭箋》及《毛詩正義》的失誤。如《秦風·蒹葭》“宛在水中央”句,馬氏據《說文》釋“央、旁同義”,說“詩多以中為語詞”,“水中央”猶言“水之旁”,與下二章“水中坻”“水中”同義,糾正了《毛詩正義》“中央”二字連讀的錯誤又如《邶風·靜女》“愛而不見”句,毛、鄭對“愛”字都按本義解,馬氏以為愛即“”或“”的假借字,即“隱蔽”之意。此外,駁正宋元以來諸儒臆說甚多,對朱熹《詩集傳》也多貶抑。全書著力於文字、聲韻、名物、制度的考證,而對於詩篇的文學意義,則很少論及,其疏釋也有沿襲《傳》、《箋》失誤之處,但仍不愧為清代乾隆、嘉慶以後“漢學”派《詩經》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毛詩傳箋通釋》有廣雅書局刊本和1929年中華書局鉛印本。

毛詩大序

《毛詩大序》的主要內容則是宣揚封建教化的觀點。它在闡釋“風”的涵義時,似乎能從兩方面考慮問題,實則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說教:“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這就是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可以利用文藝影響對方,滿足各自的要求。但它認為“上以風化下”是無條件的,這是文藝的主要作用。……相反,《毛詩大序》認為“下以風刺上”是有條件的。首先就得注意態度。所謂譎諫,按照鄭玄的解釋,即“詠歌依違不直諫”。被統治者若要發表某種意見,應該注意方式方法,必須委婉曲折,不得徑直顯露。但它還怕有些橫暴而短見的統治者連這樣的意見也不能聽取,無從了解下情,故而又提出了“言之者無罪”的要求,藉安言者之心。這種意見和詩教說的精神是一致的。《禮記·經解》篇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這些都是“下以風刺上”時必須遵循的準則。

毛詩正義

《詩經》研究著作,簡稱《孔疏》,共40卷。唐貞觀十六年(642),孔穎達、王德昭、齊威等奉唐太宗詔命所作《五經正義》之一,為當時由政府頒布的官書。孔穎達(574~648),字仲達,冀州衡水(今屬河北)人,歷任國子博士、司業、祭酒等職。其時撰《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年輩在先,名位獨重,受命主持其事,諸儒分治一經。《毛詩正義》出於王德韶、齊威等人之手,而孔穎達總其成。《毛詩正義》是對於《毛傳》及《鄭箋》的疏解,“傳”“箋”被稱為“注”,“正義”被稱為“疏”,合稱《毛詩註疏》。《四庫全書總目》說:“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稿本,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說明此書內容取材之廣和在唐代影響之大。其中包括了漢魏時期學者對《詩經》的各種解釋,匯集了兩晉南北朝學者研究《詩經》的成果,有的地方並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對於《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刪《詩》之說表示懷疑等,但其書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未能越出《毛傳》、《鄭箋》的範圍,對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斷,因而不可避免地承襲了《毛傳》、《鄭箋》的某些錯誤;在疏解方面此書頗多煩言贅語,這是唐人義疏的共同缺點。
《毛詩正義》通行的有《十三經註疏》本,以阮元所刻為佳,書後附阮元的《毛詩校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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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學

先秦是中國文化發生和初創的時期,是中國文學上古期的第一段。這時所確 立的文化精神對後世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先秦文學作為先秦文化的一部分,以 其獨有的魅力,昭示著中國文學強大的生命力。先秦文學尚未從當時渾沌一體的文化形態中分離出來,先秦文學的特徵與這時特殊的文化形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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