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庭[重慶商務總會首任總理]

李耀庭[重慶商務總會首任總理]

李耀庭(1836~1912年),名正榮,雲南昭通人,晚清年間由滇入渝,經營天瑞祥票號,多謀善賈,成為“西南首富”。重慶商務總會成立,被推為首任總理。1897年,宋育仁在重慶創辦四川第一家報紙——《渝報》,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揭露列強侵略,抨擊清政府腐敗。李耀庭曾捐款支持,解決辦報經費。在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蓬勃興起後,他與同盟會重慶支部負責人楊庶堪(楊滄白),張培爵、朱之洪等人常有來往,深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對革命亦多所贊助。李耀庭支持其三子李龢陽(裴知)捐銀三萬元,以助孫文、陳紹寬“肇和號巡洋艦”起義之資,並僱請一勇士,協助爆破清庭“肇和”軍艦。孫中山特親書“高瞻遠矚”條幅相贈。李耀庭以其重慶商務總會總理的號召力,對“蜀軍政府”籌措軍政費用,給予積極支持。其子李湛陽、李龢陽在重慶辛亥革命中亦多有貢獻。

基本信息

從軍入商

公元1851年(清鹹豐元年)太平天國起義,震撼全國,影響所至,1856年(鹹豐六年),雲南爆發了杜文秀起義。回族人民在杜文秀帶領下,從蒙化起兵,攻克大理,威震滇境。清政府急調軍隊和團練入滇鎮壓。李耀庭率領鄉勇,參加迤東一帶戰鬥,他作戰勇猛,任過游擊、都司、後以戰功,獲得即補縣正台的功祿,改捐郎中,封孝義大夫。其祖、父皆得蔭贈。

李耀庭在軍中結識了廣西桂林人岑毓英。1856年,岑毓英率鄉勇入雲南迤西作戰,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攻破大理,斬殺杜文秀。明 ?年,歷時十七八載的一場回民起義全被剿平。岑毓英由此發跡,官至雲貴總督。李耀庭嘗與換貼為金蘭弟兄,成為通家之好。

當戰事移至迤西,迤東平靜之後,李耀庭即棄軍從商,以有限錢財,做起馬幫生意,把雲南的茶葉、煙土運去敘府,把四川的食鹽、雜貨運回雲南。稍後,李耀庭與人合夥,在敘府開設“榮茂公商號”,大約經營了10多年,終以時局不清、業務不景氣、虧累不堪。在1880年(清光緒六年),收去生意來到重慶,進入了“天順祥票號”。

進天順祥票號

天順祥是雲南巨商王興齋創辦的。王興齋名熾,字昌國,雲南廣西州十八寨人,與李耀庭同庚。弟兄四人,父及三兄均早故,家計窘迫,母紡織以維生。興齋棄學作賈,小本經營,家境稍可過。杜文秀起義,波及十八寨,王興齋乃招集鄉勇,擊退圍攻十八寨的義兵,解作州城危急,奏保武職,委辦廣西四屬安撫事宜,辭不受。

1865年(同治四年),迤東稍清,適值川亂,王興齋有志遠方,率子弟赴川投效,抵敘府,蜀事已平,決心在川貿易。到了重慶,見地處水陸交通要道,商業繁盛,條件優越,宜於設莊。遂擇所帶之人老成諳練者隨同作貿,余則資遣反滇。

其初不過有資數百金,難敷周轉。適值滇省富戶逃難來渝的不少,素仰興齋之名,或藉助資金、或托寄銀兩回家,籌款獲千金,正式設立起“天順祥商號”,並於敘府設立分莊,在昆明以天順祥招牌附設於公盛行內。自此,王興齋往來川滇之間,由滇運鴉片入川,由川辦廣布、湖布、川雜等回滇,絡繹不絕。1868年(同治七年),雲南省城為杜文秀義軍所圍,王興齋收歇滇莊,貨物運昭通、敘府估賣。時與榮茂公交往,因識李耀庭。

李耀庭老成練達,王興齋一見,大為器重,彼時即有心約其進號。李耀庭時為榮茂公夥友,不便脫身。到1880年(光緒六年),榮茂公收莊,李耀庭乃要求入天順祥。王興齋得其敘府分莊函報:“榮茂公已收莊,耀庭托人推薦入號,但榮茂公生意有虧折,欠本記(指天順祥)銀2500金,欠外款5000餘金,必須籌還欠款後才能脫身。”

王興齋當即覆信說:“欠本記之款不必追討,言明由伊緩後歸還。至欠外之款由本記負責代認,不出五年還清。如債主允許,囑耀庭速來渝面商。”

李耀庭看到此信十分感動,對敘府分莊負責人說:“我與興齋不過一面之交,承如此器重,如此慷慨好義,此情此義,未知何日能報也。”一月後,李耀庭將榮茂公事務結束清楚,欠天順祥2570兩,以後歸還;欠外款5000餘兩,由天順祥出字據,負責代還。

李耀庭來到重慶,王興齋同他作數日交談,十分投契,意其精明練達,實在天順祥老夥友孔孝綱、席茂之之上。因此,王對他說:“在前席茂之、孔孝綱、俞獻建等無銀入伙,余每人分與人力鴻利10股。今兄進號,亦無銀入伙,仍照分兄人力鴻利10股。余占10股,另2股為公股,共合52股。將前賬截至已卯年(1879年)止。兄自庚辰年(1880年)進號,股份自庚辰年起算。每三年算大賬一次,長則照分,虧折則照抬。挨三年算賬後,所分鴻利,除支用外,餘存若干,即轉作銀本。如存銀1000兩,下賬加分銀本鴻利1股;存銀1萬兩,加分銀本鴻利10股。1萬之外,縱存有三五萬,均不能作銀本分鴻,只能照算息銀,不能與余之銀本比例。惟所存鴻利,不得隨便動用,使數賬後,每人之根底亦厚,號內之資本亦固。如存銀用虧,下賬即無銀本分鴻。”

李耀庭聽到,感佩無已,即照此入伙共事。後在1886年(光緒十二年),1889年(光緒十五年)兩次結賬,李耀庭即以所分鴻利還清了天順祥為榮茂公償債的墊款。

經營票號

李耀庭入天順祥時,天順祥已經營了大約15年,具有相當的規模。當年王興齋初到重慶,迎面見大魚陳列市場案桌上,喜為吉慶有餘之兆,發祥或即在此地,因取號名為“天順祥”,重慶、敘府、昆明皆設莊。

某次,唐鄂生中丞,名炯,督辦川省外務,急需銀10萬兩,商之重慶各票號,俱感數大難籌,尤恐難得歸墊,無敢應者。王興齋聞訊,請時在重慶任鹽務委員的同鄉張海槎面告唐炯,願為籌款。唐聞之大駭,說:“各西幫票號均不敢承認,伊乃一生意字號,曷敢任之。爾去領他來,吾見一面,方能決定。”

翌日,王興齋隨張見唐,唐優禮相待,再三詢以有無把握?王興齋毅然表示:“如蒙不棄,不出10天,即將銀10萬兩如數兌交。”

唐甚喜,每100兩給匯費3兩。王興齋回去,絕不張揚,本號不足之數,託詞辦貨需款,密向西幫票號、商幫和同鄉富有者商借。王興齋平素信用昭著,有求必應,八天內即湊齊10萬銀兩,請張海槎回報,當晚8時送到。王興齋精心設計,做好紙燈籠100個,每個寫上天順祥字號。雇挑夫100名,每人挑銀1000兩,掛燈籠一個,浩浩蕩蕩100挑,由王興齋率領解交。所過之處,觀者如堵,一時轟動山城,天順祥聲譽益隆。

那時,天順祥發展了三方面業務:一是匯兌。起初,王興齋應川東道庫急需,為解款3萬金,川東道姚某大奇之,即勸其開設匯號。浙江幫票號乾盛亨的重慶管事孟某,亦力主其添設匯號。代唐炯墊款10萬兩後,王興齋即派管事席茂之帶領司事二人持唐領款文憑赴京領兌,並在北京、上海設莊貿易,兼辦匯兌。二是做鹽岸。為唐墊款後,唐常向王興齋詢問鹽務商情,王總以蘇民困為善政陳言,得唐首肯。遂分得幾處鹽岸經營,日以發達。三是解協餉款。滇省綠營官兵俸餉,有閏之年,需銀70萬兩有奇,無閏之年需銀64萬數千兩。杜文秀起義,倉卒有事,籌餉維艱,每月所短,應由外省協撥。

約在1877年(光緒三年),岑毓英疏奏:“現在部臣指撥各省協滇軍餉,如浙江、廣東、江西,距滇較遠,籌撥起解,往返經年,緩難濟急,請飭改作京餉。另由川楚等省應解京餉,改撥濟滇,兩無窒礙。”由此,所有成都協餉、瀘州協餉、江蘇協餉,由京發滇協餉,概由天順祥領匯。

從此,天順祥已由字號發展成為票號。不但在重慶、敘府、上海、北京有莊,漢口、江西也已設莊。昆明當年設莊,曾受捐輸逼迫和西幫的打擊,王興齋發誓天順祥永不在滇設莊。這時,乃另起同慶豐牌名,設於昆明,與天順祥雖異其名而實為一家。

李耀庭進了天順祥,即被派往漢口、上海,了解風土人情,調查生意情形。不久,王興齋丁母憂,回滇奔喪;滇號管事旋又病故,王遂坐鎮在滇,以滇號為總號,渝號為分號,委李耀庭任渝號管事,坐鎮重慶,分理下屬各埠事務。凡外埠之管事、司事,總號派出後,均須先到重慶與李耀庭相晤,再分派某埠,外埠司事幫期屆滿,滇號無人可派,即由渝號派往接事。滇號與各埠匯兌,無論收交,均報渝號過賬。外埠各號與滇號收交,亦分別報渝號過賬。一般匯兌,買賣業務以號信通報,抽調接濟等秘事以密信商約,緊急要事專快信報聞。凡此諸事均由李耀庭負責。總號雖設昆明,渝號實為天順祥的業務中心,李耀庭成了天順祥的實際經營者。

李耀庭主持天順祥渝號,添辦滇邊各鹽岸,接洽官商各界,重慶的號局日威,李耀庭的名譽日振。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岑春煊調四川總督,岑春煊及岑毓英之子,與李耀庭次子李湛陽有金蘭之交。岑春煊到重慶,徑去天順祥拜會李耀庭,稱以世伯。李耀庭身價益重,人稱為在野“相爺”。李耀庭善於擇人,經其延攬入號的多達百餘人,與王興齋在昆延攬的相捋。後在重慶商界名聞一時的楊廷五等,即出於天順祥之門。天順祥營業蒸蒸日上,存放匯兌相當發達,藩庫、鹽糧分署、書院等等的公款,商行店鋪的營運資金,都存入天順祥。凡協餉、丁銀、丁賦,均歸其專辦。上京趕考、進京公幹的盤費,都由天順祥匯去。富家捐官,如汪雲松捐吉林五常知府,魏羽丞捐巴東縣正堂,捐銀都由天順祥承兌。卸任官吏解銀回家,吞沒其無人收領的款項,亦所常有。特別在中法諒山之役,籌墊餉銀;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收存出逃王公存款,賤買出逃者的財物,均獲厚利。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天順祥贈銀以助,更得清庭歡心,增加了政治資本。

在同光之間,天順祥威極一時。當時全國共有18省,它已分布於15省。總號在昆明,指導業務的中心在重慶。北京、上海、漢口、廣州、九江、西安、濟南、敘府、成都、開封、長沙、南寧、貴陽、瀘州、福州、太原等地均有分號。還在香港有號,海防有代理處。業務機構幾遍全國,延至海外。在重慶還設有乾元錢號,辦理銀子的進出;開辦利生金廠,改鑄各色銀錠,劃一成色。天順祥成為了南幫票號的佼佼者,堪與三晉票幫相匹敵。到光緒末葉,隨著歐風東漸,經濟形勢急劇變化,錢莊、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相繼出現,票號式微。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王興齋逝世,其子繼之,力不能逮。王、李二家漸生裂痕,天順祥格局大變,業務大衰,各處多有虧空,廣州分莊虧折數百萬,尤傷元氣。1911年(宣統三年),王李二家派人到各分號結賬,結一處收一處,煊赫一世的天順祥基本結束。

投資實業

李耀庭經營天順祥的時候,近代工業已開始發展,洋務派由“求強”,發展為“求富”,從興辦軍事工業發展到興辦民用工業。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也開始發展,從19世紀70年代起到甲午戰爭(1894年)前,全國已創辦了約100多個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繅絲、紡織、軋花、麵粉、火柴、造紙、造船等近代工廠相繼出現。李耀庭經營天順祥,積聚了大量財富;他自己經營的祥發公鹽號,也積攢了不少資金。面對新的形勢,他便由商到工,發展實業,捲入新的浪潮。

1899、1900年間(光緒二十五、六年),李耀庭在蓬溪設立順昌公司,試開石油,開挖油井,經營幾年,頗有成效,還派人去日本考察學習採油技術。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李耀庭投資,由其次子李湛陽出面,與他人合股在重慶創辦燭川電燈公司,以“抵制洋油,開通風氣”。他家還投資自來水公司,發展公用事業。

1909年(宣統元年),他以三子李龢陽出面,認股銀2萬兩,趙資生認股1萬兩,加上申借官帑1萬,頂下重慶商人王靜海開設的永清祥絲廠,改名為潼川錦和絲廠,設總號於重慶,由李龢陽經理。

隨後,李湛陽與周善培等奏準開辦川江輪船公司,以維護川江航權,重慶紳商籌資,李家共投資3萬兩。1913年(民國2年)李湛陽被選為總理。

在這個時期,李耀庭還開設了信記錢莊,發展新式金融事業。李耀庭來重慶,在30年間,已成為屈指可數的百萬富商。1892年(光緒十八年),他倡組雲貴公所,與早已成立的八省公所並列,出任會首,以聯絡團結雲貴同鄉及其在渝商人,維護其業務經營和正當權益。1904年(光緒三十年),按照清政府《商會簡明章程》的規定,重慶與天津、煙臺、上海、漢口、廣州、廈門同稱重要商埠,設立商務總會,李耀庭被公推為首屆總理,于振興商務,發展實業,多所盡力。還熱心社會公益事業,賑災、救荒、修橋、興學等等,都捐以巨款,為人所稱道。雲南總督林紹牟為之奏請旌揚,禮部準予建坊立祠,在原籍昭通修建了李氏宗祠,在重慶的別墅“禮園”中立有“孝義台”。

贊助革命

晚清末年,資產階級革命浪潮興起,啟蒙思想廣泛傳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活動于海內外,聲勢浩大。革命風氣影響到李耀庭。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宋育仁到重慶創辦《渝報》,鼓吹新思想,李耀庭捐款支持。重慶商務總會成立,李耀庭主持會務辦起《重慶商會公報》,鼓吹髮展實業,抵制洋貨,傾向改良主義。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重慶商會貼出楹聯:“古人忠憤,異代略同,借熱情規劃商情,要與前人分一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望大家保全時局,莫教美利讓諸邦。”表達了商界的態度。

李耀庭兩個兒子參與辛亥革命,都得到了他的支持。李耀庭所出,長者為女,次子李湛陽,號覲楓。李耀庭為他捐了侯補道,在兩廣總督岑春煊手下任三品銜勸業道,被派往日本學警政,回國後任廣東巡警道道台(全省警察與司法的最高首腦)。四川保路風潮發生,端方率鄂軍入川,適李湛陽回家省親,端方畀以新巡防軍統領,由他擴募新兵,同盟會革命黨人楊滄白等多與李湛陽熟稔,常向他講述革命形勢,趁其招募新兵,介紹一批青年同盟會員滲入巡防軍,充任中下級軍官,控制了這支隊伍,不鳴一槍一彈,重慶即得到反正。人們推李湛陽為都督,他堅辭不受。及至夏之時部入城,革命黨集會於朝天觀,與會者二三千人。重慶知府鈕傳善不至,鈕同李湛陽是兒女親家,革命黨人向楚、朱之洪偕同李湛陽前去督飭鈕傳善到場,連同巴縣知縣,盡都跪地剪辮投降。蜀軍政府成立,李湛陽被任為財政部長。

三子李龢陽,號裴知,留學日本,得識孫中山先生,參加同盟會,支持重慶反正。1915年(民國四年),孫中山反對袁世凱推行帝制,上海發動“肇和號巡洋艦”起義,需籌集經費。陳其美商諸楊滄白,楊滄白去向李龢陽借款,李龢陽慷慨捐助3萬銀元。孫中山得知,手書橫幅“高瞻遠矚”相勉勵。在反袁鬥爭中、李龢陽在上海,還掩護了梁啓超,特為租一所房屋借他隱藏,並出資找英國巡捕房派兩名巡捕站崗保護;上海北洋軍要押“蜀通”、“蜀亨”兩輪去運兵,主持川江輪船公司的李龢陽得到楊滄白告知後,不顧經濟損失,立即到船廠叫工人連夜秘密卸下船舵,報稱船舵已壞,不為袁世凱運兵去四川打護國軍。

終老禮園

李耀庭晚年將經濟事務交由三子李龢陽管理,自己退居二線,在城西鵝項頸修建別墅,建成以蘇式園林為主的庭院。初以藏有康熙的《宜春貼》命名“宜園”,後以李耀庭素常標榜“生而好禮”定名為“禮園”。地勢絕佳,俯瞰兩江,風景優美,園林之勝,甲於重慶。李耀庭息影園林,以娛暮年。

清末民初,雲貴總督林紹牟、四川護院王人文、四川鹽茶道趙藩、四川議長蒲伯英和趙熙、向楚、宋育仁、王闓運、鄭孝胥、蔡鍔等軍政大員,文人學士,都是園中的座上客。民國年間,熊克武駐重慶,佇足於此。抗日戰爭中,園為蔣介石所占用。今則改造成為鵝嶺公園,成了山城人民的文化活動園地。

先前,李耀庭在雲貴公所舉辦70壽宴,已是喧動山城。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全城“丐頭”都送壽禮。最負盛名的是燕喜園包辦壽筵,餐具均在景德鎮定製,每桌三個穿特製服裝的招待,每晚川戲、漢戲、名角會演。足足鬧騰了一個月,豪奢糜費,一時無兩。

1912年(民國元年),李耀庭以76高壽病逝於太平門李樓,入葬禮園鵝公包上,其葬儀更勝於70壽儀。送葬行列從太平門出發,前頭已抵達鵝頂,後面還有很多要未起步。自太平門至鵝嶺不下一二十里送葬行列之長,人數多之,儀仗之盛,可以想見。棺材用64抬,沿途香案路祭,鑼鼓喧天,鞭炮不絕。所發孝布專從沙市選來,送葬者坐轎與否一律發轎錢。送到禮園,一律盛筵招待,這樣的大出喪,為重慶所罕見。

父子俊傑

李耀庭父子與辛亥革命

作者/程仲澄女士(李龢陽先生髮妻)

今年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我的心情特別快慰,儘管辛亥革命過去整整70年了,但當時許多事情恍如昨日,記憶猶新。辛亥革命為古老的中國開始了歷史的新紀元,多少仁人志士群英薈萃,為了中國有個繁榮富強的明天而前仆後繼,為國捐軀,今天想起來多么值得後人欽佩。我經歷了幾個朝代,今年93歲,幸福地生活在20世紀80年代,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見到祖國蒸蒸日上,又聽到祖國的統一有望,這一切都可以告慰於先烈們了。這真是欣逢盛世,晚年得福,我欣然提筆,抒發心懷:辛亥70年,革命創業難,際茲慶祝日,先烈應心安。

提起辛亥革命,我的家庭有四個人和它有關。我的公公李耀庭,他是清末重慶總商會的首任會長。二哥李湛陽,蜀軍政府成立以後擔任政府的財政部部長。娘家的親哥哥程元直,辛亥革命成功後,先後擔任過成都和重慶的法院院長。另外,就是我的先夫李龢陽,號裴知,大力支持過孫中山先生以及蜀軍政府的成立。

李耀庭生於1836年,原籍是雲南省昭通府恩安縣人。他的先輩是和彝族雜居的漢族農民。幼時家境很窮,是個讀書不多而靈活聰明的勞動漢子。十多歲為生活所迫,離家從軍,因作戰勇猛,立下戰功,曾獲“即補縣正堂”功祿,封孝義大夫。其後棄軍從商,為雲南“天順祥”票號老闆所器重,被派往重慶經營“天順祥”票號業務,生意很為得手,連年均獲厚利,分支機構遍及漢口、上海、江西、北京、廣州、成都、昆明。李耀庭攢積錢財,除在“天順祥”有股本外,還給二哥湛陽用錢捐了一個“候補道”,後來,湛陽同兩廣總督岑春煊結拜“蘭交”,加之李耀庭和岑父岑毓英早為世交,因此,更加蜚聲商界。在雲南和重慶,提起“天順祥”,和李耀庭的名字就分不開了。李耀庭對辛亥革命是擁護和支持的,曾作過一定的貢獻。

李湛陽極受乃父寵愛。他在岑春煊手下任勸業道台,以後又派往日本學習警政,回國後改任兩廣巡警道台,受委重任。李湛陽奉父耀庭遷居重慶後,常與上層官府來往,迎新送舊於重慶當時東大路的“十里長亭”——遺愛祠。端方率鄂軍過重慶,委舊相識李湛陽為巡防軍統領,由報擴募新兵,充實隊伍。同盟會革命黨人楊庶堪和李湛陽很熟,經常向李詳細分析清朝地方官吏情況,為了爭取和瓦解駐守重慶的武裝力量,便電邀他在渝招訓新軍兼統督署親兵,趁李湛陽招募新軍之機,介紹了一批青年同盟會黨人滲入巡防軍。當時,巡防軍主力駐紮重慶,更有機會控制這支隊伍,作為起義的基本武裝力量,為推翻清朝統治作好準備。果然,當辛亥革命期間重慶宣布獨立時,李湛陽立即暗示新軍倒向革命,輸誠效命。蜀軍政府成立以後,他被推選擔任蜀軍政府的財政部部長。

先夫李龢陽(即裴知),排行第三。於前清光緒年間和胡壽生一起東渡日本求學,得識孫中山先生。在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當時孫中山先生髮給裴知黨證一件。我還記得那張黨證是一張比較厚硬的紙摺疊而成,參加者蓋有本人指紋,封面寫的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4句話16個字。封底印的有類似說明的幾項條文,其中有“持此證可享本黨總章規定的一切權利;持此證到本黨各高級機關無須介紹”等等。

我們家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做票號(天順祥)的,以後由票號而工業,到地方實業。曾先後投資經營過錦和絲廠(辛亥革命後改名錦綸絲廠)、川江輪船公司、自來水公司、燭川電燈公司,以及信記錢莊等企業。裴知竭力支持孫中山先生幹革命。從日本回到上海後,他曾一次捐輸3萬銀元支助孫中山先生作“肇和”起義費用,並遍及僱請了一名勇士,協助當時擔任革命陣營的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爆破清朝的“肇和”軍艦。為了此事,孫中山先生當時親書“高瞻遠矚”四字橫幅贈送裴知,以茲獎勵。我們全家感到無比光榮,留作家寶傳之後世。

蜀軍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在重慶地區的勝利。當時,李耀庭和楊庶堪(楊滄白)、張培爵(張列五)、朱之洪(朱叔凝)、熊克武、但悉辛常有聯繫來往。1911年11月22日,也就是蜀軍政府成立那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個個精神煥發,人人眉開眼笑,附近街道人山人海,全城老百姓歡呼“反正了!”“獨立了!”“民國萬歲!”盛況空前,共慶推翻滿清宣布獨立的輝煌勝利。當天,楊庶堪、張培爵等通電,宣布重慶獨立,建立了四川第一個省級革命政權“重慶蜀軍政府”,宣布廢險宣統年號,從此結束了清王朝在重慶的封建專制統治。喜訊傳來,正當我生下第一個男孩,全家更是高興,為祝賀辛亥革命成功,雙家給孩子取了個名字叫“光復”。七十年過去了,當年的歡樂景象,使我終身難忘。

蜀軍政府成立後,大家一致公推楊庶堪先生為重慶蜀軍政府都督,他謙辭讓賢,不負政府執行名義。後來大家才公推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付都督。楊庶堪在詩中曾有“余亦從張公,渝州揭漢族。”充分表達他對革命的高尚情操。本來當時大家推選李湛陽和李裴知兩兄弟為財政部正副部長,而裴知堅辭不就。曾建議將財政部副部長一職由大排行第五的一個堂兄李臨陽擔任。但裴知對楊滄白先生凡為軍政費用有所籌借的事,他都積極支持。

李裴知(李龢陽)一生克勤簡樸,不願做官,著重實務,為人民做好事。現在的鵝嶺公園是我家公公李耀庭的別墅,原名“禮園”,園內“繩橋”,就是他指導石工所建。裴知喜歡結交社會著名文士,重慶的陶闓士、文伯魯、賴以莊等和他都很相好。他還自己掏錢,親自監工、設計,支持陶闓士在米花街(現八一路)修一座院子。文伯魯在雞街口(現五四路市中區飲食服務公司對面)修的“壽霜藥房”裡面的大院,也是李裴知設計、點工,親自監造,親自貼錢修的。他還親自修建人和灣碼頭,“人和碼頭”四個字就是我的大兒子李天溟寫的。我家共有12個孩子,裴知常教育孩子不坐轎、不騎馬,穿草鞋步行,吃粗米淡飯,著粗布衣衫。他把家中所有紫檀木、大理石桌椅送人,而做一些木桌椅。要孩子們學木工、泥石工,學一門手藝,成為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

民國元年,公公李耀庭去世。民國9年,二哥李湛陽去世。李裴知便把“禮園”管理權交給解放前作過兩路口“區長”的何佑臣,把“信記錢莊”上海分號,全部托給宜賓人邵季高負責。裴知於民國19年去世。

李裴知的前妻楊氏患肺病死後,我23歲與他結婚。我是成都名門程海門的女兒。祖父程祖潤曾著有《妙香軒詩集》。由於封建禮教的約束,女子不能外出讀書和參加社會活動。儘管我沒有進過學堂,我哥哥弟弟在家中教我讀書。我的哥哥程元直,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弟弟程仲瑾,也曾在北京大學讀書。還有我的姐姐程伯真,她的思想進步,是秋瑾的好朋友,他們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平時,我抱著一本《康熙字典》學識字、念書,故能寫點舊詩詞。以後隨先夫裴知去過上海、武漢等地,在上海我曾聽過孫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的講演。在那個時候,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只知道有皇帝,而孫中山先生他們提出了革清朝的命,建立共和國,要平均地權,真是了不起的人啊!平時,我常聽到裴知給我講有關辛亥革命的事情,凡是裴知支持孫中山先生幹革命的事,我就積極支持。今天,他們都去世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勝利完成,假若他們今天還健在的話,一定也會同我一樣,是十分高興的。

(選自《李耀庭父子與辛亥革命》,刊登於1981年10月11日《重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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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湛陽(李耀庭次子
李湛陽(1872年?—1920年),是清朝及中華民國商界領袖、軍事及政治人物。清朝光緒甲午科副貢,日本宏文學院師範班畢業。廣東候補道,李湛陽與兩廣總督岑春煊是蘭交兄弟,出任過廣東勸業道、廣東巡警道道台(全省警察與司法的最高首腦)。歷充蜀商總董,廣東商務局及廣東將弁學堂(由兩廣總督岑春煊創辦)總辦,新軍統領,廣東兵備處、禁菸局總辦,四川巡防軍統領,資政院議員,日本博覽會考查商務,北洋河間陸軍校閱隨同觀操。其中,他任四川巡防軍統領是因為武昌起義爆發後,1911年10月13日端方率軍至重慶,恰遇廣東巡警道李湛陽回重慶省親,因為李湛陽和端方為舊交,端方遂任命李湛陽為新巡防軍統領,負責招募新兵組建防軍三營。楊庶堪等革命黨人因多與李湛陽相熟,遂乘機使革命黨人混入巡防軍內部。同年11月上旬,中國同盟會總部派革命軍總指揮夏之時到重慶,李湛陽、楊庶堪當即率巡防軍起義,光復重慶。 李湛陽被眾人推舉為蜀軍政府都督,但他堅決拒絕。後來夏之時部入城,革命黨人在朝天觀集會,共有兩三千人與會。重慶府知府鈕傳善未到會。因鈕傳善和李湛陽是兒女親家,革命黨人向楚、朱之洪遂偕李湛陽前往督飭鈕傳善與會,鈕傳善同巴縣知縣剪辮投降。此後蜀軍政府成立,李湛陽擔任蜀軍政府財政部長。 中華民國成立後,他任四川財政司長,政事堂存記道尹,參政院參政兼內國公債局協理,1914年被全國商會聯合會選舉為約法會議議員,授上大夫。 1920年病逝於太平門舊寓所內,著有《禮園雜記》一書,刊行於世。
李龢陽李耀庭三子
李龢陽(?—1930年),字裴知,光緒年間留學日本,留學期間加入了同盟會,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蜀軍政府成立後,李龢陽任監司,負責城市建設,重慶人和灣碼頭即所督建。 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時,陳其美在上海組織討袁軍,當時革命經費困難,李龢陽慷慨捐助3萬銀元,以助孫文、陳紹寬籌劃“肇和號巡洋艦”起義之資,並僱請一勇士,協助爆破清廷“肇和號巡洋艦”,此後不時接濟。孫中山書贈橫帔“高瞻遠矚”加以勖勉,今猶存其家。1916年為避袁世凱追捕,李龢陽在上海掩護梁啓超,特為他租房隱蔽達月余,並出錢找英國巡捕房派兩名巡捕站崗防護,躲過一難,直至安全護送梁離滬脫險。在護國戰爭中,袁世凱派北洋軍曹錕督師偕同張敬堯入川攻打護國軍。1916年3月,護國軍同北洋軍在四川瀘州、納溪一線激戰,北洋軍閥張敬堯扣押了李氏川江輪船公司“蜀通”、“蜀亨”兩輪,企圖使用兩輪船為前線增兵。主持川江輪船公司的李龢陽,不顧經濟損失,立即到船廠指揮工人連夜拆毀兩輪船的主機和舵輪,不為袁世凱運兵去攻打護國軍。 1930年,李龢陽先生病逝於禮園家中。
李燮陽(李耀庭侄子)
李燮陽雲南省雲南府昆明縣人,李耀庭的侄子,清朝政治人物、同進士出身。光緒十六年(1890年),參加光緒庚寅科殿試,登進士三甲89名。同年五月,授內閣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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