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

支那人

支那人一詞在中國近代思想中,為討論中國民族性、國民性的重要概念,包括如梁啓超及嚴復等對中國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求改進討論。支那人嚴謹的定義上是指居住在支那大陸(China Mainland),即現今的中國大陸]的黃種人。晚清知識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國"一詞來稱呼國家及國民未有共識,然而“支那”一詞仍相當流行,直到中華民國建立後,中國人以“支那”一詞自稱的現象才減少。在甲午戰爭至1945年二戰完結,中日關係最惡劣期間,支那人一詞在日本涵有日本的自我優越感及對中國人的輕蔑態度。對於“支那人”在氣質上的描述,有“好面子的體面”、“阿Q”等等;魯迅對明恩溥所著的《支那人氣質》一書中相關評論重心也在於改進現代中國國民性。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語中的支那是指整個謀求占領的中國,日本在甲午戰爭後開始使用支那一詞來稱呼中國。由於過去日本以“漢”、“唐”、"宋”、“明”等方式稱呼中國,日本在甲午戰爭後開始使用,用於代替清政府及國民政府,日本於戰敗後停用,只為部分日本右翼等反華人士以及激進台獨支持者所用。中國人認為此稱呼帶有嚴重侮辱性。

基本信息

歷史發展

清朝

石原慎太郎接受香港某電視台記者提問時說道,“支那人能不能再冷靜一些”石原慎太郎接受香港某電視台記者提問時說道,“支那人能不能再冷靜一些”
清帝國時期,知識份子在討論超越傳統族群概念的漢人、滿人等以尋求國家界定的國民性及民族性的討論中,支那人一詞為現代意義的中國人。

當時東亞知識份子的討論中的日本與支那人種關係及理論,在中國的“日本化”學習亞洲現代性時期,是極為複雜的中日之間互動歷史現象,包括支那革命論、大亞細亞主義、等等:如梁啓超以黃種與白種人的異同來鼓吹亞洲黃種人合作的必要性;其於日本籌辦的第份一機關刊物《清議報》先後設有支那人論說、日本及泰西人論說、支那近事、萬國近事、支那哲學、政治小說等欄目。梁啓超於該報第一冊中說明辦報宗旨:“一、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二、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三、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聊其情誼,四、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1899年《清議報》中梁啓超就以“在支那人未知有國家,安得有國家思想”一言開啟其對日本人尾崎行雄的文章〈論支那的命運〉做譯釋。

1899年出版,由明恩溥著的《支那人氣質》(澀江保日譯版書名)一書,因談及對中國國民性的探討,引發了如魯迅等對該議題的思辯及有關中國國民性的文化及制度改造。

晚清知識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國一詞來稱呼國家及國名的討論中,並未取得共識,因此以“支那”一詞來指涉中國的現象,仍是相當流行的作法,直到民國建立後,中國人以“支那”一詞自稱的現象才減少。

台灣日治時期

根據《馬關條約》(日方稱《下關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第五款,日本同意台灣住民於該約生效兩年內自擇國籍。1897年5月8日(“住民去就決定日”)前有6456位住民選擇離開台灣,留下的台灣人均成為大日本帝國國民。

行政上,台灣總督府從1895年(明治28年)起即於各種公文書(如飭令、律令、府令、1896年夏首次發行的《台灣總督府報》等)開始以“本島住民”、“本島人”、或“台灣人民”等詞稱呼原居台灣的各族群,民間亦隨之普遍使用,尤以“本島人”一詞最為通行。在戶政上,以“中或支”為支那人或中華民國人,有別於“福”(福建人俗稱台灣人)或“廣”(廣東人俗稱客家人)及“漢”(其他漢人)。行政上,為處理非大日本帝國國民的移民工人,台灣總督府於1895年發布《支那人上陸條例》,對赴台灣的清國人作出規範。1896年發布《清國勞動者取締規則》,1904年再制定《支那勞動者取締規則》。根據上述條例及規則,到台灣的中國勞工須先從其勞動承包人之處領取渡航證明書,在台灣上岸後從警察局換取上陸許可書,至返回中國時再行交還。

日本實行皇民化政策的目標在於改造台灣民族的固有特性,而台灣民族的特性則同時包括支那民族及台灣。1902年2月25日,第4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席眾議院委員會時說:“統治台灣的目標是使新領土的人民‘浴於皇化,成為真的忠義之民’,但是這裡是有近三百萬支那民族之地,可以說台灣就是台灣,有獨自的特色”,並作出“台灣民族要花至少五十年至百年以後才能將其固有特性化為能負徵兵義務的忠良之民”的結論。

台灣經歷過受壓迫的殖民地經驗和地緣政治,使得廖文毅等學者主張台灣民族已發展成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

中華民國成立後

1912年宣統帝退位中華民國成立,在北洋政府和日本外務省的檔案往來中,北洋政府要求使用“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共和國”的名稱,但日本只承諾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華民國,而在日文文本中保留“支那共和國”字樣。

1914年,孫文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曾總計34次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

1919年五四運動之際,一些中國愛國志士上書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國”的說法,中國政府與日方交涉未果。然而著名詩人聞一多亦曾在其1925年詩歌《我是中國人》中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為“支那”。

1941年,“東亞問題調查會”編輯、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最新支那要人傳》、北平支那研究會編的《支那官紳錄》、東京泰山房出版的《現代支那人名辭典》及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的《支那現代人名鑒》,介紹當時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汪精衛政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方面領導人、民主人士和社會知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946年,在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遣代表團進駐東京。應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並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日本政府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並於1946年6月責令日本外務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根據這一指示,日本外務省迅速於昭和21年(1946年)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日語:支那ノ呼稱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的通告,通令全國官民,媒體、教科書、公文、公務員禁止使用“支那”,明定對中華民國統治之下的國民稱呼全面改以中華民國人、中國人、民國人、華人。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

1940及5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者如廖文毅及王育德等主張台灣民族已發展成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反映1920年代台灣人民族運動的轉化過程中台灣人民因諸多歷史結構因素(包括日本以“台灣人”稱台灣島民以區隔開中國大陸的“支那人”),使得“支那人”一詞成為部分台灣民族主義者用作分析台灣與中國不同的語彙。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後,部分台灣民族主義者把蔣中正、蔣經國等稱為“從中國大陸敗逃來台灣的支那人”,認為支那人外來政權是“能搶就搶,集中台灣人的財富到支那人的手上,徹底破壞台灣人的奉公精神。”學者王育德於1963年發表在《台灣青年》的文章〈台灣民族論〉即引述《產經新聞》大宅壯一在1960年到台灣旅行後所撰文章道:“來台灣最感驚奇的是,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本島人所說的‘外省人’或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

當代

現今除石原慎太郎等小部份右翼人士外,日本民間除了一些既有名詞(如食物名稱),一般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兩詞。

然而在台灣,隨著網路興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外交、運動比賽上對台灣身份上的打壓,有些台灣民族主義者或對中國(大陸)反感的台灣人也開始用“支那人”來稱呼中國大陸人,或稱在台灣的中國大陸人為“滯台支”(簡稱“台支”),並成為網路上普遍使用的用語。例如2009年就曾發生筆名“范蘭欽”的郭冠英辱台事件,當時主張台灣獨立的學者李筱峰即在報紙上批評范蘭欽為“支那狂犬”。2011年一名嘉義市政府公務員在一次中國遊客阿里山的車禍後也在其Plurk上稱中國大陸人為支那人。

在香港,隨著中港矛盾升級,部份香港人亦開始以“支那人”稱呼中國大陸人。在2012年9月15日,一批北區居民因不滿大陸水貨客活動對該地區生活帶來嚴重的困擾,發起“光復上水站”行動,並指罵水貨客為“支那人”以表達不滿。

現時在台港兩地對中共或中國大陸反感的人士中,用“支那”作為地理名詞的概念已經非常普遍,以釐清被中國國族主義混淆的觀念。

在國際以及學術(地理學、地質學界)領域,稱中南半島為印度支那(Indochine)半島(印支半島),此一名詞是音譯自法文,表示位於印度與中國之間並受兩國文化影響的區域。而中南半島僅為台灣官方與中共官方所使用。

是否蔑稱的爭議

目前,部分極端狹隘的人認為“支那”是一個蔑稱。但是,大部分人認為將“支那”視為蔑稱是一種誤解。他們認為正如英語中 China 不是蔑稱一樣,支那只是對中國這一個地域不帶“中央帝國”(Central Empire)色彩的客觀稱呼,或只是一個輕蔑性不高的稱呼(實際上冒犯性比以倭寇稱呼日本人低許多)。

然而問題在於,部分人認為一個稱呼在聽者耳里為蔑稱,即賦予了其相應的感情色彩,那就是蔑稱。譬如:非裔美國人(即美國黑人)中,很多在種族上屬尼格羅人種,但部分人認為稱呼黑人是“尼格羅(en:Negro)”是蔑稱。再如英語中 en:Chinaman (中國佬)從字面上是“中國人”的意思,但中國人認為有貶低的意思。或者日本自稱的 やまと 的漢字寫法可以是“大和”,也可作“倭”,但現代中文中稱呼日本人為“倭”或“倭人”往往有輕蔑的意思。自從日本學者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的主張和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日本許多學者歧視中國特別是清國的落後。而改用“支那”稱呼中國。嘲笑中國為“東亞病夫”。因此,“支那”由它本義和褒義變為歧義詞。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成為蔑稱中國的貶義詞。

下面是<恰同學少年>里有關”支那”一詞解說

支那人支那人

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有一個詞,我相信大家都聽說過——支那。這是日本對中國的稱呼,在日本人嘴裡,中國就是支那,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支那人。那么支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起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這是自隋朝起,從天竺語“摩訶至那”中派生的一個對中國的稱呼,詞義並無褒貶。可就在五年前,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日本學校給我準備的學籍表上填寫的就是支那人孔昭綬。每次遇到日本人的時候,他們都會說,看,支那人來了。他們當時說話的表情,我想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是一種看到了怪物、看到了異類、看到了某種不潔淨的東西、看到了一頭豬混到了人群里,才會表現出的輕蔑和鄙夷!於是,我就去查字典,我不相信日本人的字典,我查的是荷蘭人出的1901年的《荷蘭大百科通用詞典》。我查到了:“支那,中國的貶義稱呼,常用於日本語,亦指愚蠢的、精神有問題的中國人。”這就是支那的解釋!恥辱啊,恥辱!!我泱泱大國,巍巍中華,竟成了諸般列強眼中的蠻荒未化之地!恥辱啊!我四萬萬同胞,竟成了任其宰割的魚肉!人,不可不知恥!恥,有個人之恥,國家之恥。德守不堅,學識愚昧,身體衰弱,遭人白眼,乃個人之恥。綱紀掃地,主權外移,疆土日蹙,奴顏卑膝,乃國家之恥!我四萬萬同胞,如果人人為人所恥,則國家必為人所恥!一個國家被人恥笑,那么個人也將成為別人恥笑的把柄!支那之恥,無有個人與國家之分,此乃我中華全體之奇!恥!大!辱!今日之日本,處心積慮,虎視眈眈,視我中華為其囊中之物,大有滅我而朝食之想,已遠非一日。今次,二十一條的強加於我,是欲將我中華滅國亡種的野心赤裸裸地表現。而袁世凱政府呢?曲意承歡,卑躬屈膝,賣國求榮,他直欲將我大好河山拱手讓於日寇,此等賣國行徑,如我國人仍渾渾噩噩,仍然任其為之,中華滅亡,迫在眉睫!!夷敵虎視,國之將亡,多少國人痛心疾首,多少國人惶惶不安?是啊,大難來臨了,國家要亡了,這樣的災難甚么時候才是盡頭?老天爺為什麼不開開眼劈死這些貪婪的強盜?這些抱怨,這些呼號,我們聽過無數回,也說過無數回,可抱怨有什麼用呢!我們恨這些強盜恨得牙痒痒的,可是恨,救不了中國。大家都知道,南滿鐵路、東蒙鐵路,都歸於日本人之手,山東權益也歸於日本人之手;要旅順,要大連,整個長江流域,所有的礦產要歸日本來開採;一國之政治軍事財經各項都要請日本人擔任顧問,所有武器要跟日本去買,

就連我中國的警察都要跟日本來合辦!這還能算是一個主權國家嗎?這究竟是為什麼,為什麼局勢會這樣?國家為什麼會落到了如此地步?有人說,是因為國勢積弱,無力維護自己的利益;有人說,是因為袁世凱政府太腐敗,在列強面前只知一味退讓;還有人說,是因為國人太冷漠,仁人志士的呼號像一道道警鐘卻難以喚醒他們麻木的心靈!我們坐在這裡,痛斥列強,痛斥一切讓中國落後挨打受欺負的人和事的時候,你的心中有沒有想過: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應該為國家的落後承擔些什麼樣的責任?應該為這個民族的強大和興盛擔負起什麼樣的義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匹夫”不是指除你之外的別人,而是首先應該包括你自己!我們都希望國家強大,但是我要在這裡告誡大家一句:不能光有恨。我們要學會將仇恨埋在心底,把悲憤化為動力,我們要拿出十倍的精神,百倍的努力,臥薪嘗膽,發憤圖強,振興中華,做的比任何人更好,更出色!這才是每一個中國人應盡的職責!國家之廣設學校,所為何事?我們青年置身於學校,又所為何來?正因為一國之希望,在於青年;一國之未來,要有青年來擔當。當此國難之際,我青年學子,責有悠歸,更肩負著為國家儲備實力的重任… (這時候校門外傳來兵馬聲,抓捕孔校長的士兵已經包圍了整個學校。一聲槍響,全場大亂)不要亂!同學們,同學們!大家不要亂,不要亂!大家不要亂,聽我把話說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就是要抓我孔昭綬嗎?我今日走上這個講台,外面的情況就早已在意料之中。死算什麼!感國家之多難,誓九死以不移,雖刀鋸鼎鑊,又有何辭!人固有一死,死得其所,則不亦快哉!(說完就準備往外走,同學和老師都苦苦哀求,不肯讓校長去送死)同學們,一師的老師們,一師的未來,就拜託諸君了!昭綬此去,如沐春風矣!告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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