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拼讀音節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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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是拼讀音節的過程,就是按照國語音節的構成規律,把聲母、介母、韻母急速連續拼合併加上聲調而成為一個音節。漢語拼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於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國語讀音的標註,作為漢字的一種國語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準ISO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2008年9月,中國台灣地區確定中文譯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為採用“漢語拼音”,涉及中文英譯的部分,都將要求採用漢語拼音,自2009年開始執行。漢語拼音是一種輔助漢字讀音的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八條規定:“《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根據這套規範寫出的符號叫做漢語拼音。漢語拼音也是國際普遍承認的漢語國語拉丁轉寫標準。

基本信息

辭彙解釋

拼音拼音
英語】[pinyin]
【拼音】[pīnyīn]aphonetictranscriptiontocombinesoundstoformwordsorsyllables;topronounceawordbyfollowingitsphoneticsymbols
【法語】[Ruby]
【日語】[ルビー]

方案歷史

拼音拼音
20世紀初期中文主要的音譯系統是由19世紀中葉時英國人威妥瑪創建的威妥瑪拼音系統,該系統是一套用於拼寫中文國語的羅馬拼音系統。中國民族知識分子採用拉丁字母設計漢語的注音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新文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
1936年埃德加·斯諾訪問陝北時,發現徐特立正在蘇區進行漢語拉丁化拼音方案的試驗,並稱這套方案基本能滿足漢語拼音化的改革。此事被記入《西行漫記》一書,這套拼音方案也成為1949年建國後大陸文字改革的基石之一。
根據毛澤東關於制定民族形式的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的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從1952年3月開始了以制定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為主的研究工作。
1954年10月,周恩來提議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並指示:拼音方案可以採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標出四聲。
在試製民族形式的漢語拼音方案前後,1950年到1955年,全國各地和海外華僑共633人寄來了655個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從中選擇了264種,編印成《各地人士寄來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彙編》兩冊,作為制定漢語拼音方案的重要參考資料。
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漢字筆畫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記式、圖案式、數字形式。
1956年9月26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的發言。發言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採用羅馬字母,這是確定了的。因為拉丁字母是現代大多數的民族語言中所公用的字母,並且是為中國知識界所已經熟悉的一種字母。……拼音方案,在目前主要的用途,是為了給漢字注音和用作教學國語的工具。
1957年11月1日,國務院全國會議第六十次會議通過《關於公布〈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經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後,兩年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各地方協商委員會組織了廣泛的討論,並且由國務院組織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加以審核修訂,最後又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加以審議,現在由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準備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討論和批准,並且決定登報公布,讓全國人民事先知道。套用漢語拼音方案為漢字注音來幫助識字和統一讀音,對於改進學校語文教學,推廣國語,掃除文盲,都將起推進作用。對於少數民族制定文字和學習漢語方面,也有重大意義。因此,這個方案草案在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和批准之後,可以在師範、中國小校,成人補習學校,掃盲教育和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並在實踐過程中繼續求得完善化。具體辦法,將由教育部、文化部及其他有關單位會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分別擬定,報告國務院批准施行。”
——《關於公布〈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決議》
1958年1月1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舉行報告會,周恩來作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重要報告。報告規定了中國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國語,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並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國語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
1958年1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始討論《漢語拼音方案草案》。2月3日,吳玉章在第一屆第五次會議上作《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經過討論後,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並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討論了國務院周恩來總理提出的關於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議案,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主任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決定:一、批准漢語拼音方案。二、原則同意吳玉章主任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認為應該繼續簡化漢字,積極推廣國語;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幫助學習漢字和推廣國語的工具,應該首先在師範、中、國小校進行教學,積累教學經驗,同時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並且在實踐過程中繼續求得方案的進一步完善。”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
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測繪總局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聯合頒發了《少數民族語地名的漢語拼音字母音譯轉寫法(草案)》。
1977年9月,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通過了《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關於推薦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中國地名作為中國地理名稱羅馬字母拼法的國際標準的決議》。大會認識到:《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法定的羅馬字母拼音方案;中國已制定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拼寫法”;注意到:《漢語拼音方案》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是健全的,也極宜作為中國地理名稱羅馬字母拼寫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漢語拼音版)》、《漢語拼音中國地名手冊(英漢對照)》以及其他資料已經在中國出版;《漢語拼音方案》已經有了廣泛的套用;考慮到:經過一個適當的過渡時期後,在國際上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中國地理名稱的羅馬字母拼寫依據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推薦:採用漢語拼音作為國際上用羅馬字母拼寫中國地理名稱的(惟一)系統
1978年9月26日,國務院批轉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家測繪總局等單位的《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的報告》,從1979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對外檔案、書刊中的人名、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一律採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改用漢語拼音字母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消除我國人名地名在羅馬字母拼寫法方面長期存在混亂現象的重要措施。”中國大陸此後即直接以漢語拼音“統一”大陸地方譯名,在未開展廣泛諮詢公眾的情況下,不論發音是否與國語相似程度,一律漢語拼音化,只有拉薩、內蒙古、烏魯木齊、哈爾濱等少數地方獲保留傳統發音譯名,像廣州、汕頭、廈門等原來使用粵音和潮汕發音、閩南發音的拼寫統統取締。
1978年9月26日,國務院批轉文字改革委員會、外交部、測繪總局、地名委員會《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中國人名地名作為羅馬字母拼寫法的實施說明》第三條規定:“在各外語中地名的專名部分原則上音譯,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通名部分(如省、市、自治區、江、河、湖、海等)採取意譯。但在專名是單音節時,其通名應視作專名的一部分,先音譯,後重複意譯。例如珠江,須翻譯成“ZhujiangRiver”。但若按此規定,石室聖心大教堂也不能使用1888年開始使用的英文名稱“SacredHeartCathedral”,而應該叫“ShiShi”,這引起了很大爭議。
1979年6月15日,聯合國秘書處關於採用漢語拼音的通知:“……從1979年6月15日起,聯合國秘書處採用漢語拼音的新拼法作為在各種拉丁字母文字中轉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名和地名的標準。從這一天起,秘書處起草、翻譯或發出的各種檔案都用漢語拼音書寫中國名稱。”
20世紀1980年代初,中國地名委員會制定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字母拼音規則(草案)》。
1981年1月,中國地名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測繪總局發表公告稱,“目前國際上雖然在拼寫中國地名(包括台灣的地名)時,大多數使用了漢語拼音方案,但他們在對台電信聯繫等方面,還是沿用舊拼法。根據中央最近確定的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和鑒於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台灣地名存在的實際問題,我們的意見是: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堅持我國在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的提案,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地名;同時,又要承認現實,方便使用,有利於對台工作。今後我國向外提供羅馬字母地名以及出版漢語拼音版地圖時,台灣地名可以在漢語拼音方案拼法的後面括注慣用舊拼法,作為過渡。在我對台郵電聯繫時,台灣地名也可單獨使用慣用舊拼法,作為一種變通的過渡辦法。”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出ISO7098號檔案(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採用《漢語拼音方案》進行中文羅馬字母拼寫,1991年修訂。
1984年12月25日,中國地名委員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測繪局聯合發布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拼寫規則(漢語部分)》。
1986年1月23日國務院發布《地名管理條例》,“第八條:中國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以國家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作為統一規範。拼寫細則,由中國地名委員會制定。”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出ISO7098號檔案(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採用《漢語拼音方案》進行中文羅馬字母拼寫,1991年修訂。
1984年12月25日,中國地名委員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測繪局聯合發布了《中國地名漢語拼音拼寫規則(漢語部分)》。
1986年1月23日國務院發布《地名管理條例》,“第八條:中國地名的羅馬字母拼寫,以國家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作為統一規範。拼寫細則,由中國地名委員會制定。

發音方法

拼音拼音
a:發音時,嘴唇自然張大,舌放平,舌頭中間微隆,聲帶顫動。
o:發音時,嘴唇成圓形,微翹起,舌頭向後縮,舌面後部隆起,舌居中,聲帶顫動。
e:發音時,嘴半開,舌位靠後,嘴角向兩邊展開成扁形,聲帶顫動。
i:發音時,嘴微張成扁平狀,舌尖抵住下齒齦,舌面抬高,靠近上硬齶,聲帶顫動。
u:發音時,嘴唇攏圓,突出成小孔,舌面後部隆起,聲帶顫動。
ü:發音時,嘴唇成圓形,接近閉攏,舌尖抵住下齒齦,舌面前部隆起,聲帶顫動。
b:發音時,雙唇緊閉,阻礙氣流,然後雙唇突然放開,讓氣流衝出,讀音輕短。
p:發音時,雙唇緊閉,阻礙氣流,然後雙唇突然放開,氣流迸出成音。
m:發音時,雙唇緊閉,舌後縮,氣流從鼻腔出來,打開嘴,聲帶顫動。
f:發音時,上齒觸下唇形成窄縫,讓氣流從縫中擠出來,摩擦成聲。
d:發音時,舌尖抵住上牙床,憋住氣流後突然放開,氣流從口腔迸出,爆發成音。
t:發音時,舌尖抵住上牙床,憋住氣後,突然離開,氣流從口中迸出。
n:發音時,舌尖抵住上牙床,氣流從鼻腔通過,同時沖開舌尖的阻礙,聲帶顫動。
l:發音時,嘴唇稍開,舌尖抵住上牙床,聲帶顫動,氣流從舌尖兩邊流出。
g:發音時,舌根前部抵住軟齶阻礙氣流,讓氣流衝破舌根的阻礙,爆發成音。
k:發音時,舌根前部,抵住上軟齶,阻礙氣流,讓氣流衝破舌根的阻礙,迸發成音。
h:發音時,舌根抬高,接近軟齶,形成窄縫,氣流從縫中擠出,摩擦成音。
j:發音時,舌尖抵住下門齒,舌面前部緊貼硬齶,氣流從窄縫中衝出,摩擦成音。
q:發音時,舌面前部貼住硬齶,氣流衝破舌根的阻礙,摩擦成音。
x:發音時,舌尖抵住下門齒,舌面前部抬高靠近硬齶,形成窄縫,氣流從縫中擠出,摩擦成音。
zh:發音時,舌尖上翹,抵住硬齶前部,有較弱的氣流沖開舌尖阻礙,從縫中擠出,摩擦成音。
ch:發音時,舌尖上翹,抵住硬齶前部,有較強的氣流沖開舌尖阻礙,從縫中擠出,摩擦成音。
sh:發音時,舌尖上翹,靠近硬齶前部,留出窄縫,氣流從窄縫中擠出,摩擦成音。
r:發音時,舌尖上翹,靠近硬齶前部,留出窄縫,嗓子用力發音,氣流從窄縫中擠出,摩擦成音,聲帶顫動。
z:發音時,舌尖抵住上門齒背,阻礙氣流,讓較弱的氣流沖開舌尖阻礙,從窄縫中擠出,摩擦成音。
c:發音時,舌尖抵住上門齒背,阻礙氣流,讓較強的氣流從縫中擠出,摩擦成音。
s:發音時,舌尖接近上門齒背,留出窄縫,氣流從舌尖的窄縫中擠出,摩擦成音。
y:發音時,嘴微張成扁平狀,舌尖抵住下齒齦,舌面抬高,靠近上硬齶,聲帶顫動。
w:發音時,嘴唇攏圓,突出成小孔,舌面後部隆起,聲帶顫動。
ai:發音時,先發a的音,然後滑向i,氣流不中斷,讀音輕短。
ei:發音時,先發e的音,然後滑向i,氣流不中斷,嘴角向兩邊展開。
ui:發音時,u的發音輕短,然後滑向ei,嘴形由圓到扁。
ao:發音時,先發a的音,然後舌尖後縮,舌根向上抬,嘴形攏成圓形,輕輕的滑向o。
ou:發音時,先發o的音,嘴唇漸收攏,舌根抬高,口型由大圓到小圓。
iu:發音時,先發i,然後向ou滑動,口型由扁到圓。
ie:發音時,先發i,再發e,氣流不中斷。
üe:發音時,先發ü的音,然後向e滑動,口型由圓到扁。
er:發音時,舌位居中發e的音,然後舌尖向硬齶捲起,兩個字母同時發音。
an:發音時,先發a的音,然後舌尖逐漸抬起,頂住上牙床發n的音。
en:發音時,先發e的音,然後舌面抬高,舌尖抵住上牙床,氣流從鼻腔泄出,發n的音。
in:發音時,先發i的音,然後舌尖抵住下門齒背,舌面漸至硬齶,氣流從鼻腔泄出,發n的音。
un:發音時,先發u的音,然後舌尖抵住上牙床,接著發n的音,氣流從鼻腔泄出。
ün:發音時,先發ü的音,然後舌頭上抬,抵住上牙床,氣流從鼻腔泄出,發n的音。
ang:發音時,先發a的音,然後舌根抵住上軟齶,氣流從鼻腔泄出,發後鼻音尾ng的音。
eng:發音時,先發e的音,然後舌尖抵住下牙床,舌根後縮抵住軟齶發ng音,氣流從鼻腔泄出。
ing:發音時,舌尖觸下齒齦,舌面隆起至硬齶,鼻腔共鳴成聲。
ong:發音時,先發o的音,然後舌根後縮抵住軟齶,舌面隆起,嘴唇攏圓,鼻腔共鳴成聲。

特殊發音

“W”是漢語拼音的聲母,但有些人發一個完整的音節比如“wan彎”時發的卻是“van”,即上門牙觸碰了下嘴唇。在發聲的時候發“W”為聲母的音節比如“wan彎”時,是應按“W”發音的,即上門牙不觸碰下嘴唇而是圓口形,這樣發出的音比較圓潤動聽。
“前音(聲母)輕短後音(韻母)重,兩音相連猛一碰。”拼音時要牢記國語聲母和韻母的配合規律:
聲母n及零聲母與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都有拼合關係。
聲母f、g、k、h、zh、ch、r、z、c、s只同開口呼、合口呼相拼。
聲母j、x、q只同齊齒呼、撮口呼相拼。
聲母b、p、m、d、t不同撮口呼相拼。
開口呼、合口呼韻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聲母都有拼合關係。
撮口呼韻母只同j、q、x、n、l及零聲母有拼合關係。
拼音時還要注意讀準聲母、韻母和聲調的音值。要讀聲母本音,不要念呼讀音(教學中,在聲母后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發出的音叫呼讀音);要把韻母作為一個整體來讀,不要把韻頭、韻腹、韻尾分解開再臨時拼合;要看清調號,讀準調值。《字彙》是明代至清初最為通行的字典,共14卷,共收錄33179字。《字彙》由中國明代梅膺祚編。此書依據楷體,將《說文解字》部首簡化為214部,開創了全新的字典體例。
常用的拼讀方法有以下幾種
聲韻兩拼法——把韻母當作一個整體,拿來跟聲母相拼。如:h-ào→(浩)。
聲母兩拼法——先找準聲母發音部位,擺好發音的架勢,然後一口氣念出韻母,拼成音節。如:拼讀bā(巴),先閉上雙唇,憋住一口氣,擺好發b音的姿勢,然後一口念出a,成為音節。
三拼連讀法——是把帶介音的音節分析成聲、介、韻三個部件,拼音時連讀成一個音節。如:q-i-áng→qiáng(強)
聲介合母和韻母連線法--是把聲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來,構成一個拼音部件,再同隨後的韻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拼音,是拼讀音節的過程,就是按照國語音節的構成規律,把聲母、韻母急速連續拼合併加上聲調而成為一個音節。

漢語拼音來歷

Origin of Chinese Pinyin (reprint)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

拼音拼音
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覆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他曾經問史達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么辦;史達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
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民眾裡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裡頭,有些問題。
中國怎么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么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東南亞聯繫,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國小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國小的課堂。
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1978年9月,國務院轉發了《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的報告》。1982年8月1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文獻工作技術委員會決議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準,標準號:ISO7098-1982。《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從中國標準發展成為國際標準
未來的改革方向是漢字拼音化 1951年,毛澤東曾經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在我國的學者中,還有一些公開主張“雙文制”(digraphia)的人,例如,周有光就主張實行“two-script system”(文字雙軌制),馮志偉提出首先在計算機通信中實行“文字雙軌制”,認為文字書寫方式的改革應該先從信息科學做起來。 政府對於這些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並不干涉他們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的自由。
國家一級學會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受到國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該學會的宗旨之一就是倡導和研究“拼音化”問題。我國政府這樣寬鬆的政策,為“雙文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關於雙文制的想法,早在清朝末年的漢語拼音運動中就產生了,後來有許多、著名的學者都關心這個問題。郭沫若曾經說過:“我們可以預想到必然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讓漢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漸推廣中而讓漢字在大多數人民的日用中逐漸歸於隱退,漢字的歸於隱退,是不是就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遠的將來,都會有一部分學者來認真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研究甲骨文金文一樣。” 茅盾說得更明白,他說:“我希望,至少我們的孫兒孫女這一代能夠兩條腿走路,既能用漢字寫,也能用拼音字母寫,聽報告作筆記,用拼音字母寫,會比漢字寫得快。如果可能,還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機。這樣該是多么幸福呢!我並不幻想,在不遠的將來,就可以廢除漢字(方塊字);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內或在百年之後還要用漢字,讓我們的子孫的一代能用‘兩條腿走路’又有什麼不好呢?” 郭沫若和茅盾生活的那個時代,計算機還沒有普及,他們大約也沒有使用過微型計算機,更沒有可能通過計算機去訪問網際網路網路、在網路上自由地漫遊,但是,他們當時就已經慧眼獨具地看到了雙文制的好處,如果他們今天還健在,一定會舉雙手雙腳贊成在計算機通信中首先實行雙文制的建議。
在《漢語拼音方案》公布的日子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條規定,學好漢語拼音,用好漢語拼音,讓漢語拼音在資訊時代發揮更大的作用。漢語拼音化進程急剎車 80年代中期,為了適應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新形勢,我國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調整。
1986年1月,當時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劉導生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中指出:“關於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應該強調,《漢語拼音方案》是國家指定公布的法定標準。它的制定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公布之後已經在國內外廣泛套用。《漢語拼音方案》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民眾基礎,是一個科學實用的方案,我們應當努力推行,而不應當另起爐灶;要想用其它方案來取代,事實上難於辦到。繼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是社會和科技發展的客觀需要。今後要繼續加強拼音教學,逐步擴大《漢語拼音方案》的套用範圍,並研究、解決使用中的實際問題,如漢語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詞的區分,漢語拼音正詞法的標準,漢語拼音技術套用中的標調法等。” 劉導生的報告完全沒有提毛澤東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談到擴大拼音方案的套用範圍。這意味著,我國政府放棄了毛澤東提出的“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漢語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只是被看作是一種輔助漢字的工具。 反切,訓讀。比如《通鑑》以及史書的注釋都是這樣的。

補充: 反切是中國傳統注音方法,即用兩個漢字合起來為一個漢字注音。 古人因為沒有拼音文字,用兩個漢字來注一個字的音。第一個字(反切上字)注聲母,第二個字(反切下字)注韻母和聲調。
例如:酒子酉切。子聲母為精母,酉韻母為有韻,聲調為上聲,故酒精聲酉韻上聲。因為古代的發音和現代的不一樣,所以不能用國語把當時的反切發音出來。 漢語本來的注音方式是''讀如某字'',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傳入,其聲明學為漢語引入了反切這種注音方法。 隋??漢語音韻學的基礎之一。

發展

拼音拼音
古代史

我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唐代守溫在分析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礎上,制定了描述漢字語音的三十六字母,說明當時我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和韻母,因此,這樣的字母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一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比唐代守溫用漢字來表示聲母和韻母又進了一步。共有36個字,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用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採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蹟》,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
《西字奇蹟》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近代史

中國人自己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啓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梁啓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麼樣兒啦?”“中國政府非注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一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盧戇章

(1854-1928)是我國第一個創製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一目了然初階》,公布了他創製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后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一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一目了然初階》之後,開始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恆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數只在小範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王照

(1859-1933)曾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啟發開始擬定漢語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國,以“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官話合聲字母》,採用漢字筆畫作為字母基礎,聲韻雙拼,並且主張以北京話為標準官話。他說:“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他說:“有力讀書,有暇讀書者,仍以十年讀漢文為佳”,“漢文俗話並行,互相補助,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獄,得到釋放後全力推行他的官話字母,“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欽佩。

勞乃宣

(1842-1921)音韻學家,他積極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話字母的基礎上補充方言字母,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訪言的方案,統稱“合聲簡字”。推廣這種“合聲簡字”的成績十分顯著,“不識字之婦女村氓,一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
切音字創製者的目的
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一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切音字運動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種多樣、琳琅滿目的,大致可以歸納為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採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892年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一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
②速記系:採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1896年到1897年兩年間出版的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速記系。
③拉丁系: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年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拉丁系。

會議

1913年2月,讀音統一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定一切字的國音發音”和“采定字母”。會議開了三個多月。在這次會議上,審定了6500個漢字的讀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確定了“標準國音”;擬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個,這套字母採用漢字筆畫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採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三拼制,對雙拼的反切法進行了改進,其用途僅在於標註漢字讀音,不作為拼音文字。這套注音字母后來減為37個(聲母12個,韻母13個,介母3個,比雙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幾乎減少了一半。
會議對於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給漢字注音,不能與漢字並行使用。黎錦熙明確指出,注音字母的職能是“伺候漢字,偎傍漢字”。
注音字母通過之後,擱置了五年,才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注音字母,全國國小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國小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還成立了注音字母書報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注音字母報》。從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國使用了近40年的時間。這對於統一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層官員中有人覺得“注音字母”的名稱不好,改稱為“注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一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高度評價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說:“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布,並且在中國小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貢獻。儘管今天看來,注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共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歷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於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

五四運動之後

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激進的言論,而且把漢語和漢字混為一談,分不清語言和文字的區別,在學術上是錯誤的,因而受到了陳獨秀的批評。陳獨秀指出,語言和文字“此二者關係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絕不能混淆,所以,是“僅廢中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語言乎”還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書之”的意見。
這個意見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錢玄同也接受陳獨秀的意見,一同倡導國語羅馬字,開始了國語羅馬字運動。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漢字改革專號》,採用羅馬字的呼聲達到高潮,國語羅馬字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錢玄同發表《漢字革命》的論文,否定漢字,說“處處都足以證明這為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所以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事”,“惟有響響亮亮的說漢字應該革命!如此,則漢字改革的事業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滿足於注音字母,認為“漢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應該採用羅馬字母。
黎錦熙發表《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提出“詞兒連書”的問題,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趙元任發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提出了“國語羅馬字的草稿”,使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節的聲調,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號,並提出了系統的詞兒連寫規則。
1923年8月,教育部召開國語統一籌備會,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員和一些語言學者自動組織“數人會”,提出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用於給漢字注音和統一國語,“與注音字母兩相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在國語羅馬字運動中,出版了一些讀物,如《國語留聲片讀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用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式對照。但是,國語羅馬字始終沒有走出知識階層的圈子,沒有在社會上普遍推行,它的影響遠不如注音字母。
國語羅馬字一直在台灣使用,1984年台灣發表國語羅馬字修訂草案,徵求意見之後,於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稱為《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改用於《漢語拼音方案》相同的符號標調法來表示聲調。
新文化運動中的漢語拼音發展

國語羅馬字運動稍後

我國還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製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製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其主要內容是:1.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13條);2.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規則(包括:①字母,②拼寫規則,③寫法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國語羅馬字的基礎上制定的,在標調方式上與國語羅馬字不同,國語羅馬字對於所有的音節都要標聲調,而拉丁化新文字規定:原則上不標聲調,只是在極有必要或極易混同的情況下才標聲調。例如,“買”和“賣”容易混同,“買”寫為maai,“賣”寫為mai。於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正式開始,這個運動推動了中國語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創製者和國語羅馬字的創製者之間曾經進行過激烈的論戰,前者叫做“北拉派”,後者叫做“國羅派”。後來他們都發現,兩派在一些根本問題的認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個別枝節問題上有分歧。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製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在談到現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親自寫信給蔡元培說:“讀《新文字意見書》,赫然列名於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於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讚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在抗日戰爭的最緊急年代裡,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形成一個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前所未有的民眾性文化革命運動。這場運動不但沒有被戰爭的炮火摧毀,反而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在全國各地到處開花結果。新文字在陝甘寧邊區推行,效果很好。據吳玉章說,“延安縣市冬學中,不到三個月,就掃除了1500餘文盲,他們學會新文字,能寫信、讀書、看報,收到了很大的成績”。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方案出籠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覆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
漢語拼音方案
漢語拼音方案
,他曾經問史達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么辦;史達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10.15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葉籟士在發言中說:“從1952年到1954年這個期間,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要進行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經過了三年的摸索,曾經擬定幾種草案,都放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漢字筆畫式)裡頭”。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繫,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國當時採用了斯拉夫字母,我們今天使用計算機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中國政府當時在字母選擇上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1956年1月20日

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吳玉章同志的發言講的很好。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民眾裡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裡頭,有些問題。中國怎么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吳玉章同志在這方面說得很有理由。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么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但是,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數字,我們不是久已通用了嗎?拉丁字母出在羅馬那個地方,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採用。我們用一下,是否就大有賣國的嫌疑呢?我看不見得。凡是外國好的東西,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學,就是要統統拿過來,並且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我們中國歷史上,漢朝就是這么做的,唐朝也是這么做的。漢朝和唐朝,都是我國歷史上很有名很強盛的朝代。他們不怕吸收外國的東西,有好的東西就歡迎。只要態度和方法正確,學習外國的好東西,對自己是大有好處的。”(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
此期間,民眾中也創製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根據統計資料,從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為止,寄來的方案有655個,從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漢語拼音方案公布為止,寄來的方案有1000多個,從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寄來的方案有1667個。民眾設計的各種各樣的文字方案總共有3300多個。這種創製造文字方案的積極性,在中國文化的發展歷史上是空前的。這充分說明了語言規劃的社會性。

1955年2月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設立了“拼音方案委員會”,開始設計漢語拼音方案,提出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1956年2月12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公開徵求意見。這個草案共有31個字母,其中有5個新字母(無點的i;長腳的n;帶尾的z,c,s),以便實現“一字一音”,不用變讀和雙字母。草案發表後在全國範圍內引起熱烈的討論,甚至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國小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國小的課堂。《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規範化國語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寫方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拼音方案。這個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種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別是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優點,它是我國三百多年拼音字母運動的結晶,是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拼音方案經驗的總結,比任何歷史上一個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特點

①只用國際通用的26個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②儘量不用附加符號(只用了兩個附加符號);
③儘量不用變讀
④採用y,w和隔音符號“'”來隔音;
⑤採用四個雙字母zh,ch,sh,ng
⑥採用四個聲調符號來表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調類;
⑦採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順序,並確定了漢語拼音字母的名稱。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說:“現在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是在過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種拼音方案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從採用拉丁字母來說,它的歷史淵源遠則可以一直追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則可以說是總結了60年來我國人民創製漢語拼音方案的經驗。這個方案,比起歷史上存在過的以及目前還在沿用的各種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來,確實更加完善。”

推廣套用

拼音拼音
①用於給漢字注音:從1958年秋季開始,全國國小的語文課本採用漢語拼音給漢字注音,接著,中學教科書、字典、詞典以及通俗讀物、掃盲課本也採用漢語拼音注音。《人民日報》等用漢語拼音字母給難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種商標圖樣和商品包裝上加注漢語拼音字母。郵電局名、鐵路站名、氣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漢語拼音標註。1982年6月19日國家標準局發布了國家標準《中文書刊名稱漢語拼寫法》,規定國內出版的中文書刊在封面、或首頁、或封底、或著作權頁上加注漢語拼音書名、刊名。
②用於教學國語:《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後,陸續出版了利用漢語拼音編寫的國語教材、讀物、字表、字典、詞典,促進了國語的推廣和普及。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漢語拼音方案》已經成為外國人學習漢語進行全面訓練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③用於字典、詞典的注音、排序,書刊的索引。75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採用漢語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個條目都註上了漢語拼音。
④作為我國少數民族創製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我國已經有壯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僳僳族、佤族、黎族、納西族、土族等少數民族採用漢語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
⑤用於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漢字的領域:《漢語拼音方案》為盲文的點字和聾啞人的手語的制定提供了依據。漢語拼音還可用於手旗通訊、燈光通信中,用同漢語拼音字母對應的手旗訊號或燈光符號來傳遞信息。在電子計算機輸入漢字方面,拼音輸入法是一種最為普及的輸入方法。
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採用《漢語拼音》

分類

24個韻母:
單韻母6個:aoeiuü
複韻母9個:aieiuiaoouiuieueer
前鼻韻母5個:aneninunün
後鼻韻母4個:angengingong
整體認讀:zhichishirizicisiyiwuyuyeyueyuanyinyunying(整體認讀發音與不整體發音不同)
23個聲母:
bpmfdtnlgkhjqxzhchshrzcsyw

大寫字母

漢語拼音的第一個字母有時要大寫,歸納起來主要有下面幾種情況:
1.漢語人名:姓的第一個字母和名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ZhangHui(張輝)中的Z和H要大寫。姓和職務、稱呼等組成詞語時,姓的開頭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其餘字母小寫。如Wanglaoshi(王老師)中的W要大寫。“老”“小”“大”“阿”等稱號的開頭第一字母也要大寫。如XiaoLiu(小劉)中的X、L要大寫。LaoQian(老錢)中的L、Q要大寫。ASan(阿三)中的A和S要大寫。
2.漢語地名、專有名詞(如書名、機關、團體等)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Beijing(北京)中的B要大寫,Shanghai(上海)中的S要大寫,Ningbo(寧波)中的N要大寫。如果專有名詞是詞組,要按詞連寫,每個詞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ZhonghuaRenminGongheguo(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的第一個字母Z,人民的第一個字母R,共和國的第一個字母G都要大寫。
3.每個整句開頭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果是詩歌,每行開頭第一個字母也要大寫。4.商標和商店的名字,一般每個字母都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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