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詩文革新運動

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崑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但這場文學運動,同時對詩、文進行革新,與政治鬥爭關係更密切,歷時更久,波及更廣,參加者更多,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文學革新運動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艷文風更有發展。但宋代立國,先天不足,北有遼國,疆域未完,無復漢、唐帝國氣象。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併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鬥爭日趨尖銳,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推崇韓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對立的文風。所以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一開始便是適應政治鬥爭需要而起的。其發展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文學革新運動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宋太祖立國至真宗朝,約為10世紀70年代至11世紀初,是初發階段,先驅者有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鉉孫復等。柳開首舉“尊韓”的旗幟,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揚教化等主張,反對當時華靡文風。王禹偁也主張宗經復古,倡導寫作“傳道明心”的古文,強調韓愈文論“文從字順”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現實的詩歌,反對晚唐以來淫放頹靡詩風,並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文具有現實內容,語言平易近人,風格清新悅目,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最初成績。但是,他們對文學改革的倡導,在當時影響不大,而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為首的西崑派華靡文風卻開始泛濫。於是繼起的穆修提倡為道而學文,極力反對駢文的章句聲偶。他不顧流俗的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稍後的石介,在《怪說》中指名抨擊楊億“綴風月,弄花草”,“蠹傷聖人之道”。但他們在詩文理論方面未能提出新穎切實的見解,又重道輕文,忽視文章的語言形式。除王禹偁外,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辭澀言苦之病,創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階段

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後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天聖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由於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湧現。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衝擊,顯示出浩大聲勢。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尹洙摒棄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採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後振”(《上孫沖諫議書》)。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艷堆砌惡習,要求詩敘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崑體無病呻吟的浮艷詩風。他們在詩文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稍後於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在運動中的傑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詩文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②闡明理論,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讚賞李白。他首創“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闢的文論、詩論見解。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著革新運動。③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歐陽修在嘉靖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採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④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後進。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闢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他的創作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起了典範作用。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文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歐陽修採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取得勝利。

第三階段

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王安石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等)。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取材》)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幹作用。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文壇領袖。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蘇軾也重視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後期傑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影響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後,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此後,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於歐陽修、曾鞏、蘇軾等。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但是,由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的概念化傾向,為南宋理學家的散文所師法。這就表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的歷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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