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

宋代文學

宋朝文學主要涵蓋了宋代的詞、詩、散文、話本小說、戲曲劇本等等,其中詞的創作成就最高,詩、散文次之,話本小說又次之。宋朝的文學作品在北宋初期稟承了晚唐風格,用詞浮艷,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隨著王禹偁關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學,文學作家開始注重儒家說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歐陽修帶起的第二次古文運動,文人才以平實的語言來創作,加上內容多反映生活時弊,雅俗共賞,文學創作進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學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特殊地位,它處在一個承前啟後的階段,即處在中國文學從“雅”到“俗”的轉變時期。

基本信息

簡介

中晚唐、五代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隨著北宋王朝的建立而結束。宋太祖把軍權、財權收歸中央。用文臣知州事,在諸州設通判來掌管軍政民政,在各路設轉運使來掌管財權。選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使武將不專領軍隊。這樣的方式雖然加強了中央集權,使地方勢力不能同中央對抗,但同時也削弱了國防力量,使石晉割讓的燕雲十六州(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還是歸屬遼國;使西北大片地區(包括今寧夏陝北以及甘肅青海等的部分地區)歸屬西夏。宋對遼和西夏的戰爭,屢遭失敗,屈辱求和。到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北宋滅亡。南宋諸大將奮力抗金,掌握兵權,志存恢復。可是高宗、秦檜屈辱求和,收回諸大將兵權,殺岳飛,也是貫徹太祖收回軍權的國策,只保存了一個偏安局面。直到蒙古軍南下,南宋滅亡,使宋代成為一個備受屈辱的朝代。這點在宋代文學中有強烈的反映。

概述

公元九六〇年,後周大將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一舉奪取政權,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後近二十年中,宋朝統治者通過軍事征伐和外交活動,消除了南北的一些較大的割據勢力,逐漸實現了統一,從而結束了唐五代以來的分裂局面,使動盪不安的社會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時期。
北宋初年,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採取了一系列的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農民因此獲得了喘息機會,廣大農村從勞乏困疲中解脫出來,部分地區甚至出現“稻穗登場谷滿車,家家雞犬更桑麻”的富裕景象,農村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隨著農業生產的進步,手工業和商業也呈現為與之相應的興盛局而。冶礦、紡織、瓷器;印刷業也都迅速發達起來.並逐漸地出現了一些新的繁華都市。這一切都為宋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出現,使大量書籍得以迅速刊行於世,促進了文化知識的傳播和交流,擴展了文人學者的視野.提高了他們著書立說的興趣,以致私家著述紛紛問世,其規模和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代。開封、杭州、成都、揚州等大城市的日益繁盛,這為宋詞的創作擴充了題材,豐富了內容。並由於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促成了民間說唱技藝的高度發展,使話本小說等通俗文學迅速興盛起來。
宋代思想界提倡“道學”或“理學’,講究“推理以存義“(程頤《答揚時論西銘書》).這種學術空氣瀰漫開來,就使宋代詩文創作帶有較濃厚的說教色彩,文意刻露.‘’唐詩主情,故多蘊籍。宋詩主氣,故多徑露”(王士禎《師友詩傳續錄》)。宋代詩文的這一特殊風貌,與多為言情的唐代詩文比較,恰成鮮明的對照。

歷史環境

北宋鞏固中央集權,太祖杯酒釋兵權時,勸諸大將“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上層官僚地主廣置田園,過著沉迷於歌台舞榭的生活。又優待文臣,除俸錢祿米外,又有職錢和職田,“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廿二史劄記·宋制祿之厚》)。又廣開科舉,宋初進士,依唐舊制,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放進士幾500人,比舊制多20倍(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一)。宋的疆域小於唐,“官五倍於舊”(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費疏》)。這也使中下層地主階級士子有更多的可能進入仕途,可以過著酣歌曼舞的生活。這跟宋朝的經濟發展有關。宋初興修水利,擴大農田,增加農戶。農業有了發展,工商業更得到空前的發展。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今河南開封)的繁華景象;周密《武林舊事》記南渡後臨安(浙江杭州)的盛況。宋代都市的繁榮,造成廣大的市民階層。歌樓舞榭,盛極一時,“瓦子”中表演技藝的場所空前繁榮。這都是宋代話本發展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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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不讓地方勢力對抗中央,對地主階級士子採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既尊朝廷,又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為主”,“變為羅織之經”(《四庫全書總目》),適應宋朝的加強思想控制,跟著產生“正統”理論。司馬光論正統,稱“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通鑑》魏紀黃初二年),強調思想統一,宋代道學家又提出“道統”,在散文創作上又有“文統”的說法。道統、文統都推本於韓愈。這又成為宋代的古文革新運動的社會背景。

宋代文學中貫穿著愛國主義精神,憤慨國勢削弱,外族侵凌,懷抱破敵立功的壯志的,早在蘇舜欽的詩里,就有《慶州敗》一類的詩。稍後,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陸游辛棄疾等多數作家的大量作品裡,更充滿著愛國憂國之情。而到南宋滅亡前後,文天祥謝翱等作家的詩文里,這種感情就更加強烈。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學所沒有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一直感染著後來的讀者,成為宋代文學的重要特色。

詞這種體裁,從唐末到五代,配合燕樂,作為歌樓舞館的唱辭,所謂“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歐陽炯《花間集序》),用翠羽輕綃來比,指出當時的詞,風格和語言要求輕靡。又稱“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同前),寫柔靡的戀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連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樓舞榭中都在唱詞,這種輕靡和綺麗的詞盛極一時。北宋晁補之說詞是“當行家語”(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李清照稱詞“別是一家”(《論詞》),除了詞要合樂外,主要指詞的內容和風格都與詩不同。到了蘇軾手裡,以詩為詞,到了辛棄疾手裡,以文為詞,打破了詞和詩文的界線,擴大了詞所反映的生活領域,從而使詞成為宋代最重要的文學形式。隨著都市的興起,市民階層的壯大,適應市民需要的各種娛樂活動紛紛興起。周密《武林舊事》稱臨安有瓦子23處,最大的一處有勾欄十三個。其中“說話”的,以小說、講史最受人歡迎。吳自牧《夢梁錄》稱小說有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桿棒、發跡變泰等類。還有“講史書”,講歷代史傳戰爭興廢之事。說話的底本稱話本。說話在唐代已經出現,到宋代有了更大的發展。宋代的話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為話本的主角。話本由說話人用當時的口語和淺近的文言詞語來講說,形成了一種新的文體。它刻畫人物,運用性格化的語言,勝於過去文言小說里記述的語言。

北宋提倡古文,繼承韓愈《原道》的道統說。韓愈論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開提倡古文,他在《應責》里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這裡隱約含有道統、文統的意味,但柳開講的道沒有新義,且所作文不免艱澀,影響不大。而歐陽修領導古文革新運動,所講的道,不限於以儒家的仁義為道,他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認為應從關心百事中求道;用音樂作比,不僅要知道“八音、五聲、六代之曲”,還要懂得“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書梅聖俞稿後》),即要有所自得。這是他擴大了對道的認識。韓愈的古文,有提倡“文從字順”的一面,又有主張“沉浸濃郁”、追求詞藻、用險難字的一面。歐陽修的古文,避難取易,力求平易暢達,開一代風氣,加上追隨者的回響,就使宋代散文的發展不同於唐代散文,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歐陽修的散文不取韓愈的散文奇險濃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詩文革新運動時期的詩,卻學習韓愈的以文為詩,又有取於他的鍊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詩以風神情韻為主,宋代革新時期的詩人,要求有自己的風貌,發展以議論為詩,以筋骨思理見勝。宋詩“取材廣而命意新”(曹學佺《宋詩選序》)。在命意新上,宋詩人創作了富有理趣的詩,構成了宋詩的特色。宋人“以才學為詩”,用古典成語來表達情意,成為黃庭堅江西詩派的一個特點。這樣,宋代的詩文具有不同於唐代詩文的獨特風貌。

宋代加強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艷。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或謂頗指宮掖’”,“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崑酬唱集》)唐朝人寫詩來諷刺本朝史事、時事都沒有事。楊億劉筠等在被信任時,寫了“頗指宮掖”的詩,就被詔書借“文體浮艷”為名而加禁止。夏竦罷樞密使,范仲淹等執政,石介作《慶曆聖德頌》,歌頌進賢去佞,孫復說:“子禍始於此矣!”由此招來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後差一點被發棺,並使石介子弟受連累,很久羈管他州。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在詩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點,即被逮捕下獄,幾乎被處死,世稱“烏台詩案”。宋代表面上對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寬大,在思想上則注意控制,當是宋詩在諷喻興寄上較唐詩遜色的原因。從此開始,封建統治階級就編織成一張“文網”,歷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這張網愈收愈緊,終於發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規模迫害。

發展歷程

北宋前期文學

宋初文學,元代方回《送羅壽可詩序》稱,“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仿效白居易體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詩。倡“崑體”的為楊億、劉筠等的《西崑酬唱集》,效李商隱體,以《宣曲》詩諷刺宮掖,被下詔禁止。效晚唐體的有九僧(見“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風格來寫幽靜的隱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的影響。這時期的宋詩,還是模仿唐詩,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特風貌。到梅堯臣起來,他的詩用思深遠,風格平淡,雖作近體,而存古意,“意新語工”,蘇舜欽跟他並稱。蘇舜欽的詩,筆力豪俊、超邁橫絕,好作古體,內容多結合當時現實。歐陽修學韓愈的以文為詩,又受李白詩的影響。但韓詩矯健,歐詩舒暢,風格不同,這時開始顯出宋詩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襲五代浮靡的文風。柳開倡言“革弊復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韓等觀點,但他的文辭不免艱澀。繼柳開之後倡導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張“傳道而明心”,繼承韓愈“文從字順”的一面,強調文貴乎“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答張扶書》),語言平易近人。此後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訪求校正韓柳集,提倡古文,爾後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為文簡而有法,再後為歐陽修。尹洙稱范仲淹《岳陽樓記》為“傳奇體”(《後山詩話》),不滿意他的描繪景物用辭藻及對偶。歐陽修不反對偶儷,所見較廣。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他對“道”與“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蘇洵《上歐陽內翰書》),平易暢達,有情韻之美,開創了一代文風。他獎引後進,在他周圍,團結了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發展。

北宋前期的詞,代表作家有晏殊、歐陽修、柳永等。晏、歐的詞主要是小令,多寫閒情逸緻,詞風則承襲五代,受南唐馮延巳影響尤深,但基調有所變化。晏詞趨向雍容淡逸,和雅溫婉;歐詞較為疏宕俊朗,深摯清麗。柳永是北宋第一個大量寫作慢詞的詞人。他的詞長於鋪敘,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極寫都市繁華和悲歡離合之情。“尤工於羈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態度描寫伶工樂妓的生活和願望,發展了詞體,擴大了詞境。但也時有下筆率易、跡近淫靡之病。這一時期以小令著稱的還有宋祁、范仲淹、晏幾道等。宋、范均存詞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傳很廣,後者在內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風光,戍邊情懷,蒼涼悲壯,慷慨生哀,確是俯視群流,獨放異彩。晏幾道是晏殊的幼子,與其父合稱“二晏”。所作多數是對往事的低回追憶,感傷惆悵,委婉深沉。這一時期的慢詞作家還有張先。其詞與柳永齊名,但才力稍遜,長於鍊句而短於煉意,詞風偏於纖巧冶艷,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學說,在歐陽修領導下的詩文革新運動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詩歌和散文,已開始呈現出不同於唐代詩歌和散文的風貌。北宋前期的詞,以柳永的創作長調最為突出,顯示宋詞比唐五代詞有了新的發展。

繼承歐陽修的古文創作理論的是曾鞏,他稱“畜道德而能文章”,認為“畜道德”“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寄歐陽舍人書》),又稱“所記者豈獨其跡也,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南齊書目錄序》),這就本歐陽修對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闡明。他的散文,平正通達,委曲詳明,在藝術性上次於歐陽修。王安石的散文,內容深刻,辭氣峭折,具有不同於歐陽修的風格。他在《上人書》里要求“自得”“資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闢,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詩歌創作工於刻畫,善於議論,罷相後退居鐘山所作刻畫景物的詩,精工明麗,為人所稱道。他在修辭上的特點,就是借用古語來表達情思。由於他博極群書,“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答曾子固書》),所以造成“以學問為詩”的風氣。他的詞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臨送目”,寫金陵懷古,已經是以詩寫詞,不過影響不大。王安石在詩文詞的創作上,都有傑出成就。

北宋後期文學

北宋後期繼歐陽修領導古文革新的運動,並取得完全勝利的是蘇軾,在詩歌的創作上有了進一步發展的是蘇軾,在詞的創作上,打破詩詞的界限,以詩為詞,開闢了詞的境界的也是蘇軾,蘇軾是北宋最傑出的大作家。

蘇軾繼歐陽修起來,在完成北宋詩文詞的革新運動方面,發揮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歐陽修講的道是關心百事,有所自得。蘇軾講的道,如學潛水的“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實踐中有所體會,才能“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為辭達”(《答謝民師書》)。其實蘇軾的所謂“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謂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於生活體驗,從生活中獲得創作構思。他會運用“博喻”,用豐富、新鮮、貼切的比喻,來表達這種口未能言的體會。他的創作,“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隨物賦形”(《文說》),既有深厚廣闊的生活體驗,又有“隨物賦形”的形象表現手法,顯示了北宋最傑出的文學成就。他的散文,論辯滔滔,氣勢雄壯,縱橫變化,汪洋恣肆。他的,象《前赤壁賦》,是敘事、描繪、哲理的結合,情韻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詩情畫意,有豐富的想像力。他的詩“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才情奔放,曲折變化,無不達之意。“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趙翼《甌北詩話》卷五)。他的詞,打破了詩詞的界限,以詩為詞,風格多樣,有清新俊逸的,有剛健豪放的,給詞開闢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詩文詞的革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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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四學士外還有陳師道也極有名。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陳師道是江西詩派中僅次於黃庭堅的作者。黃庭堅主張“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這是把王安石、蘇軾等的以學問為詩的實踐發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論。他“搜獵奇書,穿穴異聞”來引用“陳言”,顯示他的學問;這種“陳言”是用來“陶冶萬物”的,所以他的詩是有內容的,也表達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對黃庭堅,論者毀譽不一,但他的主張和詩歌作品在宋代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師道初學黃庭堅,後來改學杜甫。他表達切身體會的五言古詩,寫得極為朴摯。張耒的詩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觀的詞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若以其詞論,直是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倩麗之桃李,容猶當之有愧色焉”(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他跟蘇軾的詞不同,是當時婉約派詞的傑出者。當時著名詞人還有賀鑄,他的詞穠麗中有清剛之氣。

稍後的著名詞人有周邦彥。他精通音律,創作了許多新調。他的詞“多用唐人詩語,括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敘,富艷精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在當時和後代都為人推重。李清照《論詞》“乃知別是一家,要“協音律”,又稱“晏(殊)苦無鋪敘,賀(鑄)苦少典重,秦(觀)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態”。她推崇的別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彥的詞,協音律,講鋪敘,較典重,有故實,這代表了當時的看法。李清照的詞,是婉約派的正宗,工於抒情,用白描的語言曲折地表達深摯的情意,姿態百出。她南渡後的作品,經歷了國破家亡的苦難,流露了極為悽苦的感情。這時期她的詩歌,又充滿愛國激情,具有豪邁猷勁的風格。

南宋前期文學

經歷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難”,激起了南宋詩人抵抗侵略、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詩派的影響,但時代的劇變,迫使詩人拋開江西詩派“取古人陳言”的寫法,寫出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詩篇。這時期取得傑出成就的是陸游和辛棄疾的作品。稍早於陸、辛的詩人有陳與義,“建炎間,避地湖嶠(兩湖五嶺),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宋詩鈔·簡齋詩鈔》)。他的身世漂泊與杜甫相似,他的詩也轉向杜甫學習,學到杜詩的音節宏亮,風格沉著。“中興四大詩人”,“尤、楊、范、陸”並稱。尤袤的詩大都散失。楊萬里的詩,自稱“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誠齋荊溪集序》)。他從生活中抓住一點感受就寫詩,這就擺脫了江西詩派的以學問為詩的規範,作出活潑自然的詩。只是他的愛國感情不夠強烈。范成大出使金時所作72首七絕,表達了北宋亡國之痛,反映了遺民盼望恢復的心情。他的《四時田園雜興》60首,對農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勝過以前的田園詩。這時期最傑出的詩人是陸游。陸游的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體會生活的雋永滋味,熨貼景物的曲折情狀;另一方面是表達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收復失地,解救淪陷區人民,悲憤激烈。他在詩和詞里都表現了這種精神,在詩里更為突出。陸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論文、記敘,不少貫串著愛國感情。他的《入蜀記》,寫景、議論、抒情,均極為生動。

辛棄疾是南宋前期最傑出的愛國詞人。他在詞里充滿了洗雪國恥的豪情,寫出了壯志難酬、國勢衰落的悲憤。他在蘇軾以詩為詞後,“別開天地,橫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拉雜運用”(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以文為詞。他的詞有縱橫奔放的一面,又有穠麗纖綿的一面。這時期的辛派詞人,有陳亮劉過等人。陳亮詞筆力矯健,氣勢豪放。劉過詞有豪氣,多壯語。陳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堅持抗戰,反對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宋史》本傳)。還有葉適的散文,多論時事,獨抒己見。“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宗”(《四庫全書總目·水心集》)。

南宋後期文學

南宋後期文學,由於宋金媾和以後,經歷一段相對安定時期,愛國主義的歌聲逐漸衰退,格律派詞人興起。這一派,以姜夔為最著名。“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格調較高,音調和婉。他的〔揚州慢〕寫“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反映了一些戰亂的感嘆,但缺少愛國的激情。史達祖〔滿江紅〕《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懷古》:“老子豈無經世術,詩人不預平戎策。”表達了一些憂憤。他以詠物詞著名,工於刻畫。姜夔替他的《梅溪詞》作序,稱為“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花庵詩選》引)。吳文英的詞,在修辭協律上用力,過於雕琢,不免晦澀。周密的詞,講求清麗,曾和吳並稱“二窗”(周草窗、吳夢窗),詞風相近,但周並不象吳的晦澀。他選南宋詞為《絕妙好詞》,代表了雅正派的觀點。張炎的詞,表達南宋亡國後的淒涼哀怨。他研究聲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張炎的詞對後世影響較大。清代以朱彝尊厲鶚等人為代表的浙派詞人,就是推崇他們的。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極推重他們,稱:“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又稱:“張玉田詞,如並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等南宋詞人,也得到清代詞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詞相當的,有四靈派和江湖派的詩。“永嘉四靈”,學晚唐賈島、姚合的詩,淒清幽咽,境界太狹,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靈派影響的詩派,其中最著名的詩人首推劉克莊,他在學晚唐體的詩裡面填嵌成語典故,可是還不能擺脫晚唐體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學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再度發揚,有反侵略的忠憤,有崇高的民族氣節,也有遁跡山林寧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指南錄》《指南後錄》中的詩文,劉辰翁表現亡國之痛的詞,汪元量表現忠憤氣節的詩,以及記錄亡國之痛的《越州歌》20首,謝翱的血淚文《西台慟哭記》,構成了宋代文學的強烈尾聲。

宋代文學還有白話短篇小說的話本平話,是說話藝人的底本。話本是適應市民階層的壯大產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業者和下層婦女的生活,以這些人為話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種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對話,有生動的故事情節,運用接近口語的白話。它適應聽眾陸續到達的需要,在正式講故事前有詩詞或其他簡短故事組成的“入話”,用韻文來對人物或情景作描寫,全文用詩詞作結束。宋代話本讚美婦女愛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觀音》、《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寫公案故事的,有《錯斬崔寧》,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寫俠盜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鬧禁魂張》,讚美宋四公等劫富濟貧、懲罰為富不仁者的俠義行為等。

這種話本成為白話短篇小說的開端,對後代的白話短篇小說有深遠的影響。平話講歷代故事,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和《大宋宣和遺事》,對後代長篇小說的創作有一定影響。

特點

數量巨大

往往體現為一定的質量。作為一代詩歌,宋詩在繼承唐詩的基礎上,發生了顯著的新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從思想內容看,宋詩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會黑暗和反映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方面都有所擴展,但又缺乏唐詩、特別是盛唐詩歌中追求遠大理想的積極昂揚的精神;而在抒發民族鬥爭中的愛國憂國的情緒上,又比唐詩熾熱和深切。這是由時代的條件決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幾個統一王朝來,是中央集權最為集中的朝代。這一方面對鞏固宋朝統一、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和抵禦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軍權集中帶來了宋朝軍隊訓練不良,戰鬥力削弱,政權集中帶來了官僚機構龐大臃腫,腐敗無能,財權集中又刺激了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揮霍享樂。所以開國不過三十多年,宋太宗時就爆發了王小波、李順的農民起義,人數達數十萬。正是在積貧積弱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情況下,地主階級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來倡導“變法”,改革弊政,形成了變法運動。王安石就是傑出的代表。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詩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會黑暗和統治階級政治鬥爭的現實主義傾向,都和這種社會政治情況有關,跟變法運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堯臣《汝墳貧女》、《田家語》;歐陽修《食糟民》、《邊戶》;王安石《兼併》、《省兵》;蘇軾《荔支嘆》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變法運動只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缺乏遠大的政治前途一樣,在宋詩中也缺乏唐詩中積極昂揚的政治進取精神,往往悲慨多於壯歌。這是一。其次,宋朝從開國之初直到滅亡,一直處於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不斷侵擾和威脅之中,是中國歷史上統一朝代中最缺乏抵禦力量的軟弱王朝。宋王朝對他們一再割地求和、輸幣納絹、稱臣稱侄。但是,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愛國將領和官員,尤其是廣大漢族人民民眾,是不能忍受這種受侮辱、被奴役的處境的,他們表現了可歌可泣的鬥爭精神,因此宋代詩歌中(包括詞)所反映的愛國思想也就越來越顯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對國恥國難的慨嘆,蘇舜欽《慶州敗》對敗於西夏的“羞辱中國堪傷悲”,蘇軾《祭常山回小獵》、《和子由苦寒見寄》等所表達的“與虜試周鏇”的決心,都是例證。而在北宋滅亡以後,更成為南宋詩歌的基調。偉大詩人陸游正是在南鄭戎馬生活中找到了創作的生命,為苦難的祖國歌唱了一生;在南宋滅亡前後,文天祥、謝翱、林景熙、鄭思肖、汪元量等人的愛國詩篇,為宋代詩壇增添了最後的光彩。這是唐詩中所沒有的。

藝術風格

宋詩主要向思理、顯露和精細方面發展。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詩有詞、理、意興”,“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明楊慎《升庵詩話》卷四說:“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今人錢鍾書先生《談藝錄》說:“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他們所持的褒貶態度不同,但都共同認為“理”、“思理”為宋詩特點。重情韻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則較顯露。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凡例》說:“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吳喬《圍爐詩話》卷一也指出唐詩多比興,因而“其詞婉而微”;宋詩多賦,“其詞徑以直”。他們都指明了這種特點。此外,宋詩又追求精細。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說:“詩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里,實非唐人所能囿也。”所謂“細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詩對客觀事物的描摹,趨於求新、求細,形容盡致,纖微畢現,與唐詩的渾成淳滀(tingxù)各異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詩對用典、對仗、句法、用韻、聲調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詳密緻。與上述幾點相聯繫,宋詩又呈現出議論化、散文化和以才學為詩的傾向,則對詩歌藝術的發展造成好壞兼具的影響。如同寫水勢湍急,李白《早發白帝城》在駿發豪爽中蘊含著歡快舒暢的情緒,而蘇軾《百步洪》卻說:“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一連用七個比喻,窮妍極態,炫人眼目,後半首又以議論出之。黃庭堅《題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獨漉篇》,但李詩渾然而意在言外,黃詩刻露而見新意,情趣有別。南宋以來詩歌史上發生過尊唐或尊宋的長期論爭,這在客觀上承認宋詩在唐詩高峰之後另闢蹊徑,自立門戶,具有某種典範性。詩歌的歷史也表明,後世作品在總體上未能超出唐宋詩藝術境界的範圍。

表現形式

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是中國散文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在三百多年間出現了人數眾多的散文作家。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寫作了不少文學散文和帶有文學性的散文,也有許多議論文的名作。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於建立了一種穩定而成熟的散文風格:平易自然,流暢婉轉。唐代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在他的古文理論和古文實踐中,都遇到過作文“難”和“易”或“奇”和“平”的問題。韓愈雖然企圖把兩者統一起來,所謂文“無難易,唯其是爾”(《答劉正夫書》),但他的藝術個性卻崇尚“難”、“奇”一路。宋代古文家卻著重發展平易風格。我們讀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和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兩信都是“乾謁”之文,對象都是掌管全國軍事的高級長官。但韓文一開頭便自稱“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lóng同礲)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儼然以經綸奇才自居;然後說到對方身為“朝廷大臣”,正當“天子新即位”之際,提拔人才義不容辭。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用語新穎,戛戛獨創,符合他提出的“詞必己出”的標準。蘇文卻從寫文章要養“氣”說起;再說到氣應從增加閱歷、擴大交遊中去獲得;然後講他離蜀來京,訪古都,游名山,會名流,但所會名人還不多,這才把希望對方引見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來。行文紆餘徐緩而無急言竭論之態,語言明白淺易而絕少色澤尖新之詞。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評韓、歐文風一“難”一“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對唐宋散文的概評。宋代散文的平易風格比之唐文更宜於說理、敘事和抒情,成為後世散文家學習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響更大。
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給其它文體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宋代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存在著一種普遍的散文化傾向。宋詩從梅(堯臣)、歐開始,發展了杜、韓“以文為詩”的傾向,進一步用散文的筆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詩,逐漸顯露出宋詩的自家面目。詞也在蘇、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賦從《楚辭》、漢賦、魏晉時的抒情小賦到唐代應舉用的“律賦”,創作已趨衰微,缺乏藝術創造性;宋代卻從散文中得到啟示而重獲藝術生命,形成一種類似散文詩的賦體,歐陽修《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等都是歷久傳誦的名篇。宋代的駢文也不太追求辭藻和用典,採用散文的氣勢和筆調,帶來一些新面貌。歐陽修《採桑子·西湖念語》、蘇軾《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書》、方岳《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啟》等都是相當出色的駢文。這種普遍的散文化傾向是宋代散文繁榮的結果,構成宋代文學的一大特色。

宋詞

詞作為新興的詩歌形式,從隋唐發軔,至宋代進入鼎盛時期。唐圭璋先生所編《全宋詞》收詞人千家以上,詞作二萬首。最近還陸續有所增補(如孔凡禮先生《全宋詞補輯》等)。雖因詞在開始時還未被承認為“正統”文學,亡佚很多,但目前蒐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詞的繁榮興盛和豐富多彩了。
前人論詞,有“婉約”、“豪放”之說,歷來聚訟紛紜。此說首見於明張綖所作《詩餘圖譜》。其《凡例》後有按語說:“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醞籍,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張綖關於婉約、豪放的界說,是從藝術風格著眼的,但又把它們看作詞的兩“體”,後人又引申為兩“派”(如王士禎)。這就與宋詞實際風格的多樣性發生矛盾:宋詞顯然不止這兩種風格,即以豪放派創始人蘇軾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過二三十首,爭論即由此產生。其實,在許多詞學家的具體評論中,豪放、婉約兩派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也不是對藝術風格的單純分類,更不是對具體作家作品的逐一鑑定,而是指宋詞在內容題材、手法風格特別是體制聲律方面的兩大基本傾向,對傳統詞風或維護或革新的兩種不同趨勢。認識這種傾向和趨勢對於宋詞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義的。大致說來,蘇辛豪放詞派即革新詞派,與傳統婉約詞派的不同在於:在內容題材上,婉約派堅守詞為“艷科”、“詩壯詞媚”的樊籬,抒情則男歡女愛,傷春傷別,狀物則風花雪月,綺羅香澤,豪放派擴大了詞的題材,提高了詞的意境。蘇軾手中,諸凡記游、懷古、贈答、送別,皆能入詞,幾乎達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詞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詞人,更把表現愛國精神作為詞的主旨,標誌著宋詞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風格上,前者長於比興,以清切婉麗為當行本色,後者善於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為主要特色。在體制聲律上,前者強調合樂,如李清照《詞論》要求詞“協音律”、“可歌”,並批評蘇軾“往往不協音律”,後者卻重文不重聲,不肯遷就聲律而妨礙思想感情的自由表達,所謂“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能改齋漫錄》卷十六)。這是宋詞中實際存在的兩大傾向和趨勢。
應該指出,北宋以來不少詞評家把豪放、婉約說成“正格”、“別格”的觀點,是錯誤的。署名陳師道的《後山詩話》說:“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並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庫總目提要》卷198也說,詞應“以清切婉麗為宗”,蘇辛一派詞“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他們雖然承認蘇辛詞“工”,但又囿於傳統成見,把它視為“非本色”、“別格”,對蘇辛詞派的革新意義沒有足夠的認識。但解放以來有的論者又把兩派說成“主流”、“逆流”的觀點,也是錯誤的。一般被認為婉約派的作家,情況複雜,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藝術成就,逆流說導致全盤否定,顯然不符實際;豪放派作家不僅仍有一些婉約之作,而其豪放詞往往吸收、融化婉約詞的藝術手法,仍然保持詞區別於詩的特性,並不被詩同化。我們為“大江東去”這種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動,也能體味“揚柳岸,曉風殘月”的側悱纏綿的羈旅者的心情;張元乾《賀新郎·送胡邦衡謫新州》、岳飛《滿江紅》、張孝祥《六州歌頭》、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乃至辛棄疾的許多佳篇,固然大聲鏜鞳(tangta,鼓鞞聲),悲歌慷慨,充分體現了時代的精神,但周邦彥《蘭陵王·柳》、史達祖《雙雙燕》、吳文英《鶯啼序》、王沂孫《齊天樂·蟬》等體物精細的工筆之作中,也包蘊著迴腸盪氣的情操。春蘭秋菊,各盡其妙,都能滿足人們多方面的審美需要。在充分估計豪放詞派革新意義的前提下,應該把兩派統一起來。
宋詞是中國詞史上的頂峰,其影響籠罩以後的整個詞壇。宋詞實際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詩,使它取得了與“唐詩”、“元曲”等並稱的光榮。

宋詩

宋詩方面則受到唐詩的巨大影響,北宋初期,主要沿襲中晚唐詩風餘韻,大致可歸為三體。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詩風的白體詩,主要詩人是李昉、徐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別關注民生疾苦,風格通俗,暗示了宋詩發展的新方向。白體詩後,流行了以賈島、姚合為正統的晚唐體,主要詩人有林逋、潘閬、寇準等。除了白體和晚唐體,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隱的西崑體,代表人物有楊億、劉筠、錢惟演,西崑體注重採用典故,風格雍容華貴,可是缺乏思想內容,不能反映時代精神。北宋中期,隨著第二次古文運動,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開創了宋詩的新局面。他們既掃除了西崑體綺麗浮艷的習風,又確立了宋詩散文化和議論化的標準。隨後有王安石、蘇軾等人和應。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於議論,晚年則講求技巧,詩律精嚴。蘇軾作品題材豐富,風格多樣,大大開拓了宋詩境界。北宋後期,主要詩人有蘇門四學士和陳師道,他們雖然繼承蘇軾詩風,但審美方面卻趨向分流。其中黃庭堅與陳師道對後來的江西詩派產生了重大影響。
南宋前期,江西詩派形成並壯大,代表人物有陳與義、呂本中等,但墨守成規,創作不足,南渡以後詩風才漸漸改變。南宋中期,詩壇出現「中興四大家」-楊萬里、范成大、尤袤和陸游。其中陸游是南宋最為傑出的詩人,他取材廣泛,詩風悲壯,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詩派逐步淡出了詩壇後,出現了反對江西詩派、取經晚唐的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永嘉四靈專攻五律,取材狹窄,雕琢瑣碎。江湖詩派格局較四靈更為開闊,題材也更為廣泛,整體風格偏重細巧,未脫晚唐舊習.

戲曲小說

宋代小說和戲曲為元明清小說、戲曲的大發展準備了良好的條件。
宋代的小說主要是“話本”,它原是說話人說書的底本,實即白話短篇小說。現存宋話本約三四十篇,散見於《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三言”等書。宋話本具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學的色彩。話本是當時“瓦舍技藝”的一種,是城市人民表現自己、教育和娛樂自己的文藝。下層市民人物,第一次作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話本中湧現,如《碾玉觀音》中的碾玉匠崔寧、《志誠張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張勝、《錯斬崔寧》中的賣絲村民崔寧,尤其是璩秀秀、周勝仙、小夫人、李翠蓮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層婦女形象。小說的社會性、現實性都得到加強,為以後小說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二是白話文學的特點。話本的語言是白話,比之文言小說(如唐傳奇)描寫更細緻生動、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氣息。特別是人物對話的個性化,取得很大的進展。後世雖仍有文言小說,但比起白話小說來,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於長篇的“講史”話本也為以後長篇歷史小說提供故事的素材。
宋代的民間戲曲還處在戲曲的萌芽階段。如傀儡戲、影戲、歌舞戲等,前兩種不是由人來扮演的,後一種由人扮演,但還是敘事體而非代言體。然而這些都已具備戲曲的一些條件。北宋雜劇、南宋戲文,今天雖無劇本流傳(有人認為《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張協狀元》是宋人作品),但它們已是相當完整的戲曲,具備中國戲曲藝術的基本特徵,是以後戲曲發展的基礎和出發點。
總之,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向文學提出新的要求,也由於文學本身發展的規律,中國古典詩、詞和散文逐漸度過了它的黃金時代,失去支配文壇的地位,小說戲曲等文學樣式正在醞釀著更大的文學高潮,進而成為文壇的重心。宋代文學正是處在這樣一個過渡的轉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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