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中國商末周初儒學奠基人]

周公[中國商末周初儒學奠基人]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弟弟,曾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紂王,並製作禮樂。因其采邑在周,爵為上公,故稱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元聖”和儒學先驅、奠基人。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攝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帶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長子繼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歸政成王,正式確立了周王朝的嫡長子繼承制,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緣為紐帶,把家族和國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倫理融合在一起,這一制度的形成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為周族八百年的統治奠定了基礎。賈誼評價周公: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輔佐武王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發之弟
周公廟周公廟
。周文王姬昌還在世時,周公作為兒子非常孝順,忠厚仁愛,勝過其他兄弟。到姬發即位,旦經常佐助輔弼姬發,處理很多政務。周文王時,周人已經開始了與商王朝的周鏇與鬥爭。當初,姬昌取得了商紂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賜命姬昌弓矢、斧鉞,可以有征伐之權。姬昌受命七年駕崩,姬發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為國師,以周公旦為輔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這一點與太公不同,因此,無論軍國大事,還是其他的疑難小事,武王總是與周公商討。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050年)二月,武王在豐地秘密地與周公接觸,武王日夜思慮滅商之事,悄悄地考慮怎樣才能得到諸侯的配合與回響。武王擔心推翻商朝的時機到來後會輕易喪失,就像到了秋天,莊稼已經成熟,如果不去收穫,顆粒會自動落地。周公回答說:“決定的因素在於德。對周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遠近諸侯都不要冒犯,已經和好的諸侯不要再失去。要繼續修明道德,不要安逸無為,否則會難以收拾”。
武王計畫滅商,但也擔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049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對周公說:“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下。”說自己早晚都在戒備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辦法。他向周公求謀,從而恭聽以勤謹地為天下努力。於是,周公又勸誡武王順德謀事。
公元前1049年舉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陽孟津縣)會盟與誓師中,也體現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東校閱軍隊,一直到達孟津。這次行動,是武王即位後第一次大規模出師。《史記·魯周公世家》說此次行動由“周公輔行”他們製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車子載著,置於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表示是奉文王之命進行征伐,不敢自己專行。於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謹敬虔信,自己承襲先人的德業,還明定賞罰,以更好地完成任務。此次觀兵顯然帶有演習的性質,這便於熟悉地形和路線,以利於以後大軍渡河北伐,也可試探商朝的虛實和諸侯的反應。這次會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諸侯。這對於武王堅定滅商決心,繼續修德待時,是一個更好的促動。

克殷建周

殷紂王並沒有深刻認識到西方姬姓勢力發展的嚴重性,他對外征東夷,對內拒諫飾非,醇酒婦人,酒池肉林,把國內政治搞得一片混亂。文王死後,武王即位,以周公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畢公等幫助下,在孟津觀兵,大會天下諸侯。這是一種進攻前的總演習,也是一種試探。觀兵後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幫助下,統率戰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渡過盟津。約前1027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眾誓師,誓詞就是《尚書》中的《牧誓》 。
紂王發兵抵擋,結果紂軍掉轉矛頭,往回衝殺,紂軍潰敗。紂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紂王罪狀,正式宣布殷朝滅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為天子。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僅次於武王,周公把的大鉞是一種權力的象徵。
滅掉殷商之後對如何處置殷商遺民和上層貴族的問題,武王把原來商朝直接統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紂王之子武庚祿父掌管。衛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鮮掌管,史稱“三監”(也有的說管叔、蔡叔、霍叔稱為“三監”。但說霍叔為“三監”之一,《史記》《漢書》等都不載)。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於奄。封太公望於營丘。封召公奭於燕。

分陝而治

武王滅商二年後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聽說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為處理政務,主持國家大權。管叔和他的諸弟在國中散布流言說:“周公將對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訴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說:“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為了完成穩定周朝之大業,我才這樣做。”西周初年周公輔佐天子周成王東征滅掉了夥同武庚叛亂的奄國,分封周公長子伯禽於奄國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魯”稱號建立魯國,國都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東省南部。
當時,西周天下很不穩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決定分陝而治。“陝”即今三門峽一帶,《水經注》說是老陝州城一帶(陝陌),《括地誌》則說指陝塬(今三門峽陝縣張汴塬)。當年周、召二公商定,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於分界之處,稱作“立柱為界”。周公、召公以“陝”為分界線,把周王朝的統治區分為東西兩大行政區,周公管理陝之東,召公管理陝之西(陝西之名,即淵源於此)。這根石柱,當年就栽在分界之處,是中國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陝之後,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於防備殷商遺民的反叛,穩定東部新拓展的領地;而召公奭的責任就是進一步開發黃河中游地區的農業生產,建立鞏固的經濟後方,為周王朝進一步開拓疆土解除後顧之憂。

二次東征

管叔、蔡叔勾結紂王的兒子武庚,並聯合東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舉兵東征,寫了《大誥》。公元前1022年,周公順利地討平了三監的叛亂,誅斬管叔,殺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遺民,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讓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討平管蔡之後,乘勝向東方進軍,滅掉了奄(今山東曲阜)等五十多個國家,把飛廉趕到海邊殺掉。從此周的勢力延伸到海邊。平定淮夷及東部其他地區,二年時間全部完成。諸侯都宗順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擊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東徵才掃清了它的外圍勢力。三年的東征滅國儘管有五十個左右,而占領地的鞏固和擴大還是在分封同姓之後。東征以後,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為東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遼東的泱泱大國了。周公東徵象疾風驟雨席捲了大河下游,攪動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國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東夷被趕到淮河流域;嬴姓西遷;楚國逃到丹水流域。這造成了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東征的戰鬥是殘酷而激烈的,戰士們跟著周公東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縱使飽經戰鬥的苦楚,能夠生還是很幸運的了。東征的戰士思念家鄉,一旦解甲歸田,心中充滿了種種遐想,《詩經·豳風·東山》,就是這種心理的生動寫照。再也不是內外交困,戰鬥之前的那種“風雨所飄搖,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以藩屏周

周公旦平叛以後,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正式建議周成王把國都遷到成周洛邑(今洛陽)。同時把在戰爭中俘獲的大批商朝貴族即“殷頑民”遷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駐兵八師,對他們加強監督。如何統治被征服的地區,是戰爭勝利之後的大問題,殷人滅夏、周人滅殷,都是拱衛國都的周邊封國被滅導致的,如夏末的韋,顧,昆吾皆是異姓諸侯,“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衛者,周文王伐滅後,武王則可以長驅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滅紂。武庚和奄國、淮夷的叛亂,表明重要地區不能再用舊的氏族首領,必須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賴的成員到國都的周邊拱衛王都,這和武王時期的分封已經有本質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後,周公旦開始實行封邦建國的方針。他先後建置七十一個封國,把武王十五個兄弟和十六個功臣,封到封國去做諸侯,以作為捍衛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國內普遍推行井田制,將土地統一規劃,鞏固和加強了周王朝的經濟基礎。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為衛君,令其駐守故商墟,以管理那裡的商朝遺民。分給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錆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多是些有某種手工藝專長的氏族。康叔封地不僅面積大,而且統有八師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為齊侯,都營丘(今山東臨淄北)。周公讓召公封給太公的土地是“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同時還具有專征專伐的特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營丘附近還有許多小國,太公就封時東夷族萊人就和他爭地。齊國先後滅掉這些小國,而成為東方大國。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長子在平叛之後才就封,建都於薊(今北京一帶)。燕是周王朝東北方的屏障。它的設立可以切斷殷商舊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國的聯繫,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龍江、遼河一帶的肅慎族靠近。肅慎原是周的遠方屬國。北京和遼南都發現不少商、周銅器。證實周初的燕確實統治北方廣大領土。
三監之亂,微子沒有參加。周公平叛之後命他代表殷人後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國於宋(今河南商丘),後來宋成為有名的大國。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國(夏禹的後代,今河南杞縣),西南有媯姓的陳(虞舜的後代,今河南淮陽),北面還有一些小國。宋處在諸國包圍之中。
除去上述國家之外,周公還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國和異姓國。據《荀子·儒效》記載,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說,“周公弟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見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國家,數不在少。

卜都定鼎

據何尊銘文載,周武王滅商後,由於鎬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舊族廣泛分布的東方地區,就提出過在天下的
中心建都的構想,武王還曾為此夜不能寐,對周公嘆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為鞏固新政權,周武王曾考察過伊﹑洛二水一帶的“有夏之居”,準備此建設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實行便駕崩離去。周公二次克殷後,對東方遼闊疆域的開拓,迫切要求統治重心的東移。周公秉承武王遺志,建洛邑,在東征平叛以後,這件事更具有緊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洛邑位於伊水和洛水流經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龍門山,北倚邙山,群山環抱,地勢險要。伊、洛、瀍、澗四水匯流其間。據東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順大河而下,可達殷人故地。順洛水,可達齊、魯。南有汝、潁二水,可達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確實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執政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開始大規模建設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來到洛邑,經過占卜,把城址確定在澗水和洛水的交匯處,並進而規劃城廓、宗廟、朝、市的具體位置,五月十一日規劃成功。第二天,周公來到洛邑,全面視察了新邑規劃,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澗水東,洛水之濱建設新都大吉。對於周公建設洛邑的過程,在《尚書》中也有有簡明扼要的描寫:據《尚書·召誥》載: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達洛邑,經“卜宅”得到吉兆後便正式奠基動工。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來到洛邑。二十一日,在舉行了盛大的祭祀儀式後,他向殷商貴族和各諸侯國的首領發布了建設洛邑的命令。自此,揭開了大規模建設“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建設的洛邑被稱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規模宏大的都城,據《逸周書.作雒解》記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為天下之大湊”,“設丘兆於南郊,建大社於國中”。城內的主要建築有太廟、宗廟(文王廟)、考宮(武王廟)、路寢、明堂等“五宮”。這些宮殿、宗廟的建築結構均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畫旅”等式樣,城內還有“內階、玄階、堤唐、應門、庫台、玄閫”等不同的通道。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建成。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郟山,故又稱“郟鄏”。新都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東郊,瀍水以東殷民住地叫“成周”。
據《尚書·洛誥》載:“當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大典。周公帶領百官,使他們在舊都熟悉禮儀之後,再跟從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開始用殷禮接見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這些禮節是非常隆重而有條不紊的。

制禮作樂

成周洛邑建成之後,周公召集天下諸侯舉行盛大慶典。在這裡正式冊封天下諸侯,並且宣布各種典章制度,謀劃周王朝的長治久安。
據《尚書大傳·康浩》稱:“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周公將作禮樂,優遊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周公攝政期間,就在繼承《萬》舞的基礎上,於六年制禮作樂時先主持製作了歌頌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現周公、召公分職而治的文舞《酌》,合稱《大武》;七年洛邑告成,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為傳統的《象》舞配以新的詩歌,製作了表現文王武功的《象》舞。
“禮”強調的是“別”,即所謂“尊尊”;“樂”的作用是“和”,即所謂“親親”。有別有和,是鞏固周人內部團結的兩方面。禮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尊卑貴賤的區分,即宗法制,進一步講是繼承制的確立。由於沒有嚴密的繼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稱“鹹王”,管、蔡也可以因爭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慮大邦殷的經驗教訓,何況周公對夏殷歷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從先妣特祭和兄終弟及的人數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貴的。殷是傳弟和傳子的並存,曾導致了“九世之亂”。傳弟終究還要傳子,這本來是生物的規律。傳子和傳弟有傳長、傳幼和傳賢的矛盾。傳弟更有個傳弟之子和傳兄之子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導致王室紛爭,王室紛爭又會導致王權衰落,國祚不久。殷代從康丁以後,歷經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紂),明顯地廢除了傳弟制而確立了傳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維護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諸侯卑的等級森嚴的禮法。這種禮法是隸屬關係的外在化。反過來,它又起到鞏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維護周天子的統治,誰要是違反了禮儀、居室、服飾、用具等等的具體規定,便視為非禮、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則必以土地國有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極一時的時代,並非虛構。由此引申出來的“田裡不鬻”;土地不許買賣,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給姜太公以專征專伐的特權,那么,“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時代或更早確立而為周公所法定下來的。為了加強中央王朝對地方的統治,冊封、巡狩、朝覲、貢納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總結前代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下來的。

致政成王

周公旦攝政六年,當成王已經長大,他決定還政於成王。在還政前,周公作《無逸》,以殷商的滅亡為前車之鑑,告誡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不要縱情於聲色、安逸、遊玩和田獵。然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後,把主要精力用於制禮作樂,繼續完善各種典章法規。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稱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徹底交給了成王。《尚書·召誥》、《尚書·洛誥》中周公和成王的對話,大概是在舉行周公退位、成王視事的儀式上,史官記下的。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避艱辛挺身而出,擔當起王的重任;當國家轉危為安,走上順利發展的時候,毅然讓出了王位,這種無畏無私的精神,始終被後代稱頌。
但是,周公並沒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對他挽留,而他也不斷向成王提出告誡,最有名的是《尚書·無逸》。《無逸》開頭就講,知道種地務農的辛勞,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務農,而他們的子弟不知道種地的艱辛,就會貪圖安逸乃至妄誕,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說:“老年人,什麼也不懂。”這種不孝的話在當時是決不許講的。《康誥》中還提到,對不孝不友的人要處以刑罰。作一個最高統治者要知道下邊的隱情疾苦,否則就會做出荒誕的事情來。周公接著舉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湯之孫祖甲,不是莊嚴威懼,勤自約束,“不敢荒寧”,就是久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鰥寡,他們享國都能長久。爾後的殷王,生下來就安逸,不知道務農的辛勞,只是貪圖享樂,因而他們享國也都不長久。周公接下去又舉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謙抑謹畏,特別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節儉,參加農業勞動,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從早到過午有時連飯都來不及吃,為的是團結萬民。他不敢盤桓逸樂遊獵,不索取分外的東西,因而享國也比較長久。周公告誡後代,不許放縱“於觀、於逸、於游、于田(田獵)”,不能寬容自己說:姑且享樂一下,不能象商紂那樣迷亂於酒。如果不聽,就會變亂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詛咒。有人告訴說:“小人恨你、罵你。”要說自己有錯誤,深自省察,不許含怒,不許亂殺無辜,亂罰無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個人身上,那後果是不堪構想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後,在豐地養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終前,周公叮囑說:“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離開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之後周公被葬於文王墓地畢,成王說:“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為臣”。

主要成就

周公的成就從流傳下來的歷史文獻來看,主要為軍事上,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穩的情況下,二次克殷,統一東方,建立以成周為中心的軍事中心;政治上確立了以宗法制度為核心的嫡長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制禮作樂集周禮之大成。

軍事成就

二次克殷
滅殷後的第三年,公元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動起武庚祿父一起叛周。起來回響的有東方的徐、奄、淮夷等幾十個原來同殷商關係密切的大小方國。這對剛剛建立三年多的周朝來說,是個異常沉重的打擊。如果叛亂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會面臨極大困難,周文王慘澹經營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功業就會毀掉。周王室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王室內部也有人對周公稱王持懷疑態度。這種內外夾攻的局面,使周公處境十分困難。周公首先穩定內部,保持團結,說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統一了內部意見之後,第二年(前1023年)舉行東征,討伐管、蔡、武庚,穩定周朝的統治。
周公以商朝滅亡和“三監”等武裝反叛活動為鑑,特別重視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術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農無逸”等,主張充分發揮“頌”“誥”對奴隸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並提出以治績考察、選任官吏的原則。
八師戍守
二次克殷之後,周公認為有必要擴建直屬國家的武裝力量,於是對三監的軍隊進行收編,又另建了一支八師,主要由周人組成,駐守在以新築的成周為中心的的河洛地區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稱為“成周八師”。成周八師,西周周公東征後,開始駐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的軍隊。大約二萬人。主要任務是鎮撫南夷。
周公將殷移民遷到成周城,又收編西周時期駐守商故地的軍隊,建立殷八師,大約二萬人。主要任務是鎮撫東方及監視殷遺民。
同時,編制西六師,保衛以鎬京為中心的周人興起之地的西土,因位於西部,所以稱“西六師”,主要由周人組成。
成周八師、殷八師、西六師由周天子親自委派的大貴族或大官僚擔任指揮官。由此可見,周天子掌握的軍隊有十數萬人之多,這就有效地保證了奴隸制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政治經濟

在政權與各種制度的建設方面,周公繼承損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極之別: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別;在經濟上上分公田、私田,使民不失耕。
周在周公之前也沒確立嫡長制,繼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歷。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卻以武王姬發為太子。自周公以後,歷“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傳子的,這不是偶然的,這種制度即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應歸功於周公。嫡長子繼承制確立以後,只有嫡長子有繼承權,這樣就經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爭奪王位,起到穩定和鞏固統治階級秩序的作用。嫡長子繼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內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結合起來,創立了一套完備的服務於奴隸制的上層建築。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諸侯對周天子說來是小宗。而這些諸侯在自己封國內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這樣組成一個寶塔形結構,它的頂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諸侯,目的之一是要組成這個以血緣紐帶結合起來的政權結構,它比殷代的聯盟形式前進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對異姓諸侯則視為甥舅關係。血緣婚姻關係組成了周人的統治系統。

文化成就

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罰”的道德規範,制定了完整的禮儀儀式,此外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論見於《尚書》諸篇,如《金縢》《無逸》等。周公對易經創作也有貢獻。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為聖人。周公思想對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漢代儒家將周公、孔子並稱。
完善禮樂
周公制禮,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績之一。禮發源極早。“禮”字在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已經出現,據《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判斷,最初的禮只是人們祈求鬼神的特定儀式。周公“制禮”則是為了滿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據血緣關係和等級身份,分別制定尊卑之間,長幼之間,親疏之間各自的不同行為規範。周公之“禮”,把禮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從規定不同身份的人等應該遵行的禮儀出發,最終成為宗法等級制度的依據和標準。
孔子曾說:”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初的禮樂是沿襲夏、商而來的,不過,在周初,由以周公為首的西周貴族陸續加以厘定、增補、匯集、漸漸成為法定的制度。《禮記·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夏商的禮樂主要用於敬神和慶典;《說文解字》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禮論》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經過周公修訂的禮樂,則主要是用來維護社會等級制度和宣揚道德理想,與其說周公制禮作樂,不如說周公對殷禮進行了一番改造以適應新生的政權。
周公制禮作樂,並非僅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禮和置換典禮所用之樂歌,而是涉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各個方面。王國維說:“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喪服之制,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這些不同於殷人的社會制度,雖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禮作樂時親手制定而是在具體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攝政期間的所作所為奠定了周代社會制度的基礎。
可見,周公制禮作樂,並非是前無所因的創舉,而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損益夏商舊禮,結合周族原有的習慣,制定出的一套調整宗法人倫制度和行為規範體系。
作為“人情所不免”的樂,本就是隨人類文明而發展。在中國,如果從賈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階形態算起樂在中國至少有九千年,樂既反映和表達人的情感,也顯現多種功能性意義,但樂為禮制用途如此彰顯的確應從周公始。樂本無所謂禮與俗,當樂與禮制儀式相須且固定為用形成常式與風格,當依等級觀念在使用過程中按用樂類型樂器擁有數量和樂舞承載人數之多寡分出尊卑貴賤,也就成為“為用”理念下的定勢。中國的用樂傳統由此形成兩大主導脈絡或稱兩大體系,即禮樂和俗樂。所謂樂分禮與俗,恰是因有了禮制用樂方顯俗樂意義沒有禮也無所謂俗,從這種意義上講,周公開國家意義上功能性用樂分類的先河。
敬天保民
周公制禮,著眼點不限於諸侯,他較多關注下層庶民。在平三監之亂後,周公封胞弟康叔於商都朝歌。為了鞏固周的統治,周公先後發布了各種文告,從這裡可以窺見周公總結夏殷的統治經驗,制定下來的各種政策。周公曾先後給衛康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誡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滅亡,是由於紂王酗於酒,淫於婦,以至於朝綱混亂,諸侯舉義。他囑咐說:“你到殷墟後,首先要求訪那裡的賢人長者,向他們討教商朝前興後亡的原因;其次務必要愛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囑言,寫成《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作為法則送給康叔。周公寫作三篇文告給予康叔的原因,一則是康叔統治的為殷人腹心地帶,問題最尖銳最複雜;二則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監反周所據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戰爭勝利之後,康叔受封也比較早。《康誥》《酒誥》《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對新征服地區的施政綱領。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為的是使殷民在連續兩次大動盪之後安定下來,使殷民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但又不是一味遷就,對飲酒成風,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氣的。康叔到殷墟後,牢記周公旦的叮囑,生活儉樸,愛護百姓,使當地吏民安居樂業。
《康誥》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內容不外是“明德慎罰”。周文王因為“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體內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罰”,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罰不可濫用,有的案情要考慮五六天,十來天,才能判定。至於殺人越貨,“不孝不友”的,要“刑茲無赦”。文告中反覆強調“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誡康叔要勤勉從事,不可貪圖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明德慎罰”才有天命。“明德慎罰”也不是一切照舊,而是參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誥》是針對殷民飲酒成風而發的。釀酒要用去大量糧食,這種飲酒風習在以農業起家的周人看來,簡直無法容忍。周公並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慶典的時候還是可以喝一點。群飲是不行的,不可放過,要通統捉來“以歸於周”“予其殺”。“予其殺”是我將要殺,未必殺。所以“歸於周”,是不要給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殺人”的印象。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應該引導殷民去“藝黍稷”即種莊稼,也可“肇牽牛,遠服賈”,去經商養父母。殷代先王,從成湯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況敢聚會飲酒了。至於工匠飲酒,另當別論,不要殺,姑且先進行教育。在政策上區別對待是十分鮮明的。
《梓材》也還是提倡“明德”,反對“後王殺人”。至於民人之間,也不要相殘害,相虐待,乃“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殺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會出現安定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要象農民那樣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溝;象維修居處那樣,勤修垣牆,壁上塗泥,頂上蓋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塗上黑漆和紅漆。總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萬年惟(為)王”。
三篇貫穿一個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給殷民一個虐殺的形象,處罰要慎重,要依法從事。至於改造陋習——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導,三是區別對待。做為統治者,要勤勉從事。
《康誥》《酒誥》《梓材》是周公對被征服地區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對待遷到洛邑的殷頑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後,這批建城的殷頑民如何發落。自是擺在日程上的問題。《多士》是周公向殷頑民發布的文告。全文分作兩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讓殷頑民服從周人統治。理由是你們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給了我“小邦周”,決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這如同你先祖成湯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樣,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們從“天(大)邑商”遷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憐你們的,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內容是宣布給以生活出路,讓他們就地安居,有你們的田地,有你們的住宅,“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乾止。”如果你們能順從聽命,有德,還被任用。上天會可憐你們,否則,你們不但會失去土地,而且我還會把上天的處罰加在你們身上。
明堂朝覲
古代建都城,在國之陽位,要設一取象天地而上圓下方、四周圜水的建築。為布政之宮,四戶八牖,以便聲教四達,稱明堂。《考工記·匠人》周人明堂條鄭氏註:“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記其多種
功能:“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後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詩·周頌·我將》表明曾“祀文王於明堂”。
明堂在周初,最重朝諸侯之用。當諸侯方國朝見周公時,周公以天子身份,背負斧紋屏風,面朝南而立,諸侯貴族按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高低,依次站在周公對面的中階之上,東西階和門東西,夷、蠻、戎、狄分站在東、南、西、北四門之外,較遠的九采站在南面的應門之外,極遠的四塞每世一來朝,告新君即位而已,不安排固定的站位。
這般一絲不苟精心安排的諸侯朝覲天子的禮儀,無疑能十分明確天子諸侯之間尊卑上下的等級,使各安其位以維護統治秩序,這就是周公制禮的目標所在了。關於這次明堂活動的時間內容,《明堂位》說的正是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頌·清廟序》稱:“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穎達《疏》:“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為一事也。”那么《禮記·明堂位》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是周公建設洛邑成功之翌年,一系列慶典活動的一部分,此外還率諸侯廟祭文王,又頒度量,推進政令之劃一,並以制禮作樂,為他這一年工作的重心,結果“天下大服”,周公的事業達到成功的巔峰。

歷史評價

漢初大思想家賈誼評價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
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3]周公曾先後輔助周武王滅商、周成王治國。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當國。平定三監之亂後,大行封建,建設成周(洛邑),制禮作樂,還政成王,在鞏固與發展周朝統治上起了關鍵作用,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公在當時不僅是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個多才多藝的詩人、學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結商紂之子武庚祿父和徐、奄等東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師,三年後平叛,並將勢力擴展至海。後建設洛邑。相傳他制禮作樂,制定和完善宗法制、分封制等各種制度,使西周奴隸制獲得進一步的鞏固。
自春秋以來,周公被歷代統治者和學者視為聖人。他被尊為儒學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聖之一,《論語》中記載孔子言論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孟子首稱周公為“古聖人”,將周公與孔子並論,足見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讚頌了周公的德才。漢朝的劉歆、王莽將《周官》改名《周禮》,認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於太平盛世之業績,將周公的地位駕於孔子之上。直到唐開元時期,有著強烈權力欲的唐玄宗作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時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厲王出奔後的“周召共和”,於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廟供奉的資格,改以孔子為主。唐朝的韓愈為闢佛老之說,大力宣揚儒家“道統”,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統序。
周公旦“制禮作樂”,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確立的嫡長子繼承制,即以血緣為紐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為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係,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這就是所謂的禮樂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這種有秩序的社會,影響了後世幾千年。
4家族成員
編輯
祖父母
祖父:季歷,本名姬歷,史稱周太王,也稱王季、周王季
祖母:太任
父母
父親:姬昌,史稱周文王、西伯侯、西伯昌
母親:太姒
兄弟
兄:伯邑考、周武王(姬發)、管叔鮮
弟:蔡叔度、霍叔處、郕叔武、衛康叔、毛叔鄭、冉季載、郜叔、雍伯、曹叔振鐸、滕叔繡、畢公高、原叔(原豐)、豐叔、郇叔、姬潁。
子孫
子:伯禽、君陳、蔣伯齡、凡伯、邢朋叔、茅侯、滑伯、胙伯、祭伯
後世:周公旦之子分別被封為周國、魯國、凡國、蔣國、邢國、茅國、滑國、胙國、祭國等國君,其國君後代均是周公旦之後。魯頃公二十四年(前256年),楚考烈王遷魯頃公姬讎於下邑(今安徽省碭山縣)為民,魯國滅亡。姬讎之子姬晦在魯國諸公之墓傍而居。漢平帝時期,封魯頃公八世孫公子寬為褒魯侯,奉周公祀,公子寬死後謚為“節”,其子公孫相如襲爵,王莽新朝時期,又封相如後裔姬就為褒魯子。

歷史典故

周公吐哺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典出《史記》。周公姬旦派長子伯禽(又稱禽父)去管理魯地(魯國是周公姬旦的封國,而魯國的第一任國君是伯禽,姬旦沒有去封國做國君),臨行時他告誡說:“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地位已經很高了。可我時刻注意勤奮儉樸,謙誠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賢人。希望你到了魯地,不要因位高而盛氣凌人。”後形容在位者禮賢下士。

恐懼流言

這一成語,說的是兩個人:西周時的姬旦與西漢時的王莽(新朝建興帝)。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世人慣稱“周公”。有聖德,輔其兄武王姬發伐商,平定天下,定了周朝基業。武王病,周公為冊文告天,願以身相代。藏其冊於金匱,內容無人得知。後來武王駕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盡心輔佐,將周成王抱於膝上,朝見諸候。當時其庶兄管叔、蔡叔圖謀不軌,但忌憚周公,於是在列國間散布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圖謀篡位。久而久之,周成王起疑。周公為避禍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後來有一日,天降大雨,雷電擊開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辨明忠奸,誅殺了管叔、蔡叔,迎周公重歸相位。
假設當管叔、蔡叔正四處散布流言誣周公有反叛之心的時候,周公便一病而亡;假設金匾之文始終未被成王所知,那么請問,誰人可以說得清周公姬旦到底是忠是奸?那其後的史書中他豈不就成了奸臣?
王莽,字巨君,是西漢元帝王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漢成帝劉驁的表兄。其人奸詐,依仗外戚專權,陰謀奪取漢家劉姓天下。但他深恐人心不服,於是預先謙虛恭謹、禮賢下士,假行仁義,當時天下人都齊聲稱頌王莽的聖賢仁義之名。後來王莽終從王太后處逼得傳國玉璽,自立為帝。
假設王莽在代漢稱帝前就死亡,那誰又會知道他心底的不臣之心?那其後的史書中他豈不就成了一代賢臣,名垂青冊了?
所以說有些真偽,不是一句“日久見人心”或“蓋棺定論”就能說得清的,或許身處猜疑之中的人,只能用“無愧於心”來聊以自慰了。

懲前毖後

周武王姬發死後,他的兒子姬誦繼位,稱周成王。因成王年齡很小,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便由周公姬旦輔佐,處理政務。周武王的另外兩個弟弟管叔和蔡叔是野心家,他們很想篡位奪權,但又懼怕周公,於是就合謀陷害周公,他們到處散布謠言,說周公要謀害成王。奪取王位。年幼的成王不斷地聽到這些流言,對周公就不太信任了。周公本來一心輔佐成王,卻遭到誹謗,為了躲避嫌疑,讓成王認清事實真相,他便辭離京城鎬京,到了洛陽。後來成王明白了事實真相,悔恨自己聽信讒言,於是用隆重的禮儀把周公請了回來。
管叔、蔡叔賊心不死,他們與紂王的兒子武庚勾結起來發動叛亂,陰謀奪權。成王命周公率兵鎮壓叛亂。周公領兵很快就討伐平定了管叔、蔡叔和武庚發動的反叛。
成王長大以後,周公就把政權歸還給成王,使他親理國政。成王正式接管朝政那天,前往祖廟祭告祖先。在祭禮儀式上,成王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很有感慨地對文武百官說:“我一定要從以前的懲戒中吸取教訓,以防止後患。”

周公之禮

古人講的行周公之禮指的是行房事(也稱為做愛、性交)。
相傳西周初年男女濫情,但是周公發現這樣不行,於是規定:男女在結婚前不能隨便發生性關係,除非到了結婚當天。後來人們管這個叫“周公之禮”。“周公之禮”通俗指夫妻同房,做愛,發生性關係。“周公之禮”是漢語中關於性關係的一種委婉說法,有點戲謔的意味。

周公之夢

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以"吾不復夢見周公矣"之言,隱喻周代禮儀文化的失落。
周公是一個在孔子夢中頻頻出現的人物,在儒教長期主導文化的中國,周公也就不可避免的直接與夢聯繫起來,夢,經常被稱為"周公之夢",或"夢見周公"。

周公解夢

周公周公
周公解夢,是我們古代文化遺產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雖難登大雅之堂,但在民間卻流傳甚廣。是後人借周公姬旦之名而著。每個人都要做夢,夢之與人猶靈魂之與人,與之俱來,隨之而去,伴隨人之一生。只要人的大腦之思維能力還在,夢就會長久不衰。做夢不分貴賤、不分長幼、不分尊卑、不分男女、不分中外,只是夢的內容有所不同而已。 夢如同人的身影一般,既司空見慣,又神秘莫測,既虛無飄渺,又真實可見。若說夢是幻覺,然夢中之人物事件,醒後皆歷歷在目;若說夢是真實之表現,然醒後難找與夢中人物事件完全一致者。有時日有所思,夜即夢之;有時夢中所見,日即遇之。夢之神秘至此,我們的祖先亦早知之,即產生夢文化。 夢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周公解夢》即流傳在民間的解夢之書。在術數史上,很難發現解夢之術,列於此,只因夢文化在民間甚為流傳,並能從夢中預測吉凶。
古人根據夢的內容不同,把夢分為以下十五類:
直夢即夢見什麼就發生什麼,夢見誰就見到誰。人的夢都是象徵性的,有的含蓄,有的直露,後者就是直夢。如你與朋友好久不見,夜裡夢之,白日見之,此直夢也。
象夢即夢意在夢境內容中通過象徵手段表現出來。我們所夢到的一切,都是通過象徵手法表現的。入夢到登天,其實人是無法登天的,在此,天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如天象徵陽剛、尊貴、帝王;地象徵陰柔、母親、生育等等。
因夢由於睡眠時五官的刺激而作的夢。“陰氣壯則夢涉大水,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發則夢飛”,此即因夢。
想夢想夢是意想所作之夢,是內在精神活動的產物,通常所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即想夢也。
精夢由精神狀態導致的夢,是凝念注神所作的夢,使近於想的一種夢。
性夢是由於人的性情和好惡不同引起的夢。性夢主要不是講做夢的原因,而是講做夢者的對夢的態度。
人夢人夢是指同樣的夢境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
感夢由於氣候因素造成的夢為感夢。即由於外界氣候的原因,使人有所感而作之夢。
時夢時乃四時,由於季節因素造成的夢為時夢。“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時夢也”
周公周公
反夢就是相反的夢,陰極則吉,極則凶,謂之反夢。在民間解夢,常有夢中所作與事實相反之說,在歷代典籍中,亦多有反夢之記載,成語中亦有黃粱美夢的典故,唐·沈既濟《枕中記》,說盧生在夢中享盡了榮華富貴,醒來時,蒸的黃粱米飯尚未熟,只落得一場空。可見反夢在人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籍夢也就是託夢,此類夢在古代書籍中也有不少記載。人們認為神靈或祖先會通過夢來向我們預告吉凶禍福。
寄夢就是甲的吉凶禍福在乙的夢中出現,乙的吉凶禍福在甲的夢中出現,或者異地感應做同樣的夢。寄夢是由於人們之間的感應而形成的夢。
轉夢轉夢是指夢的內容多變,飄忽不定。
病夢病夢是人體病變的夢兆,從中醫角度來講,是由於人體的陰陽五行失調而造成的夢。
鬼夢即噩夢,夢境可怕恐怖的夢。鬼夢多是由於睡覺姿勢不正確,或由於身體的某些病變而造成的夢。

歷代周公

周武王時,封同族人於東方為諸侯,周公旦受封於魯地,但他並未前往,由長子伯禽前往就任,自己則留在鎬京(今陝西省長安縣)與召公一同輔佐天子。因其采邑在周,故其自己及後代皆稱為周公。
雖然司馬遷著《史記》時,有為周文公及其後代立《魯周公世家》。不過沒有記載周平公(周文公的次子)的詳細世系,反而記載的世系是魯公伯禽(周文公的長子)的。所以此列表是從《春秋左氏傳》、《史記·周本紀》和《今本竹書紀年》等書籍所整理出來。
諡號國君姓名在位年數在位年份身份參考資料
周文公姬旦28周武王元年——周成王10年周文王四子,周武王之弟《史記·周本紀》《史記·魯周公世家》《今本竹書紀年》
周平公姬君陳周成王11年——?周文公姬旦次子《今本竹書紀年》
中間世系失考
周定公周平公之後《史記·周本紀》
中間世系失考
周桓公姫黑臂?—前693年周定公之後《左傳·桓公五年》
中間一世失考
姫忌父?—前636年周桓公之孫《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秋季條
姫閱前635年—?周公忌父之子《左傳·文公十四年》
姫楚周公閱之子《左傳·成公十一年》

史籍記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人。」

篡權奪位

周公周公
西周時期,周武王駕崩,太子成王年紀尚小,關於周公作為叔父如何處理當時朝中政治局面的這一問題,從春秋時期,一直是眾說紛紜。《左傳·僖公二十六年》稱,周公曾“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傳”;《左傳·定公四年》又記,成王在武王之後繼位時,“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記·周本紀》也載,由於天下剛剛穩定,成王還在少年時期,“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從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夾輔”或“相”成王,“攝(代為)行政”,並沒有篡奪王位的意思。《孟子·萬章》說得更為詳細,“周公爾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記載,周公的所作所為並不是這樣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記論訓》都說,周公想要奪取天下。清代王念孫《讀書雜誌》解釋說,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禮記·明堂位》和《韓詩外傳》卷三又稱: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書·大傳》更明確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著天下的國事。據今所考,《尚書·大誥》中的“王”把文王稱為“寧王”,也稱作“寧考”。“考”,是對已故父親的稱呼。文王的兒子是周公,文王的孫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稱文王為“”《尚書·唐誥》又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為康叔之名。《康誥》中的王對康叔稱“”,顯然這個“王”又是周公。據上述條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確自稱為王。
為什麼周公會僭位稱自己為王呢?根據《尚書·金》的記載,周公曾對太公、召公說:“我不管理國家,我沒有辦法告慰我的先王。”眾所周知,武王死後,國家還未統一東方,這就有待於讓自己的子嗣完成統一大業。由於成王尚年少,不能擔負起這個重任。周公經過深思熟慮,覺得如果自己不稱王,則各諸侯就會造反,先王的統一大業將毀於一旦,自己死後無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說,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惡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確,由於剛創下基業,政局不穩定,成王年幼無知,還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如果想鞏固新生政權,就需要經驗豐富的君主。其實,武王在臨死前也想把王位傳給周公。《逸周書·度邑解》記武王曾稱讚周公為“大省知”,認為只有周公“可瘳於茲”,能穩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張“乃今我兄弟相為後”,應該由弟來繼承王位。當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周公時,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並說自己不能這么做。這足以證明,周公並不是想篡權奪位。故《韓非子·難二》說:“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國事,等成王長大再主動交出權位。《漢書·王莽傳》載,群臣上奏說:“周公掌握大權,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穩,如若不然,周朝就有滅國的危險。”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對眾多的大臣發號施令,常常稱為天命。很明顯,周公是為整個江山社稷作打算,才會“假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對此還有另一種說法,《荀子·儒效》記載說,周公屏除成王而繼接武王來治理天下,有人說“偃然固有之”,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記·燕召公世家》又記當時“召公疑之”,《魯周公世家》也記載周公對太公、召公解釋過這個問題。召公、太公都是賢明之人,如果當時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懷疑他呢?特別是管叔、蔡叔他們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為對於成王會有很大的威脅,所以才會發生暴亂。看著管、蔡的表現,足以證明他們對周王朝的忠心。關於管叔、蔡叔“受賜於王”、“開宗循王”之事,在《逸周書》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記載。所以顧頡剛曾說:“他們二人確實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運用計謀讓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為後”應該繼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發動暴亂起兵東征殺死了他。
關於周公究竟是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的代為執政,還是因為耍盡手段要篡權奪位而沒有得逞的問題,要想在現今大量紛繁複雜的歷史古籍中找出答案,還存在困難。黃摩崖在《頭顱中國》一書中指出“攝政”與“攝位”不同,為周公辯護。

歷史地位

周公周公
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論見於《尚書》諸篇, 如《金縢》《無逸》等。周公對易經創作也有貢獻。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為聖人。周公思想對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漢代儒家將周公、孔子並稱。

周恩來別稱

黨外人士對周恩來總理的稱呼,始於抗戰時期,當時周總理在國統區工作,他的品格和才能,贏得了許多黨外人士和國民黨高層人物的尊敬,於是稱他為“周公”解放後,陳叔通、張瀾、沈鈞儒、郭沫若、柳亞子、張治中等人仍經常這樣稱呼周總理,毛主席在1949年12月致柳亞子的信中也說過:“周公確有吐握之勞”以表示對總理的欽佩和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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