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清末民初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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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1871年—1941年),中國清朝和民國時期的政治人物、文人、書畫家,蒙古族。本姓鍾木依氏,漢姓張,蒙古全名三多戈,字六橋,隸蒙古正白旗,出生於浙江杭州,17歲中舉人,歷任三等駐軍都尉、杭州府知府、浙江武備學堂總辦、洋務局總辦、京師大學堂提調、民政部參事、歸化副都統等職。1909年署 (後實授)庫倫辦事大臣,在外蒙古督辦“新政”。1911年12月外蒙古獨立,三多被驅逐,因而他成為了清朝在外蒙古的最後一屆官員之一。 中華民國成立後,三多到瀋陽負責管理瀋陽故宮和清朝的關外三陵(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張作霖撥給他管陵的費用。1924年獲北洋將軍府封“循威將軍”。後出仕偽滿洲國,1941年去世。遺著有《可園詩鈔》、《可園外集》、《柳營謠》、《庫倫蒙城卡倫對照表》等。

基本信息

生平

早年生平

三多在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於清朝浙江省杭州府,他出身杭州的駐防旗人,隸蒙古正白旗。本姓 鍾木依氏,漢姓 ,蒙古全名 三多戈,字 六橋。三多少聰慧,精騎射,嘗自語:“我朝家法文武並習,顧獨以韜鈐自囿耶?” 遂奮志讀書,先後從王廷鼎、俞樾等大師學書法、詩畫、琴技,精通漢文。他曾遍讀石湖、劍南、李商隱、西崑諸集,而以杜牧自比。三多發跡較早,自幼承其叔父難蔭得襲三等輕車都尉,食三品俸,17歲中舉,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僅24歲便官至二品紅頂戴,任杭州三等駐軍都尉,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任京師大學堂提調,後任浙江武備學堂總辦及督練公所洋務局提調,繼為杭州知府,第一標統兼候補道。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民政部參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出任歸化城就(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副都統。

三多在歸化任職期間,積極主張對蒙區進行改革,建議在蒙古族地區“遍設半日學堂以開蒙智”;選拔內外蒙古王公勛舊子弟入陸軍貴胄學堂學習,並指出“時勢日急,外患更深,整頓蒙旗,萬難再緩”。同時也提議對內外蒙古的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將內外蒙古地區分為四部,其中外蒙古分為二部,喀爾喀東二盟為一部,治所設於庫倫;西二盟和科布多等地為一部,治所設於烏里雅蘇台;每部設類似於東三省總督兼將軍的大臣一員,其下設警政、墾地、編練、交涉等12個局;開辦初每部撥給經費120萬兩,以後逐年減少撥款,五年後完全自收自支,“以蒙財治蒙地,當可安中夏而御強鄰”。 清廷對他的前兩項建議基本採納,對後一項即對蒙區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的建議予以否決。由於三多治蒙頗有成效,故清政府於宣統元年(1909年)11月命三多署理外蒙古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辦事大臣(1911年6月實授),於是三多開始捲入了外蒙古最動盪的政局之中。

治理外蒙

庫倫是外蒙古最大的城市,也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駐錫之地,庫倫辦事大臣即是清朝在外蒙古地區設定三名大臣(其他兩個是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之一。宣統元年(1909年)11月,庫倫辦事大臣延祉因病解任,由歸化城副都統三多署理庫倫辦事大臣,1910年3月正式接印視事。三多回響清朝中央政府的“新政”和“預備立憲”的方針,積極在外蒙古地區推行各種改革。三多為人“年力精壯,好文事,有幹練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謀蒙日亟,力糾積弊”,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興辦教育,移民實邊,開放招墾,編練新軍,整頓攤派,禁止喇嘛教寺院對蒙民的橫徵暴斂,加強庫倫市政建設,奏請修建張恰鐵路(張家口—恰克圖)等,在外蒙古籌建實業調查諸局等機關20多處。

三多為了順應內地的憲政潮流,除了在外蒙古興辦教育以外,還進行了轄區戶數統計、年收入支出總數統計,試編了1911年財政預算。又擬裁撤原設的理刑司員和領催,在庫倫和恰克圖成立審判廳、檢查廳,建立新式的司法機關。其經費來源有二,一是裁撤理刑司員等騰出的經費,二是開徵車馱木植薪炭各捐。庫倫城的77名巡警未受教育,素質很差,三多委任民政部巡警學堂畢業生覺羅銘佑為試署庫倫九品警官,令其對這些巡警加以訓練,完善了庫倫的警察制度。三多也像內地省份那樣,在外蒙古籌練新軍,他招募內地青年入蒙參軍,成立了庫倫兵備處,北京的軍諮府委派唐在禮為兵備處總辦。唐在禮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曾充近畿教練處總辦。1911年1月底,他到達庫倫。庫倫原設立營務處裁併,宣化營、巡防步隊、喀爾喀東二盟軍務、台站卡倫官兵統歸兵備處節制。三多奏準將原應上交中央政府的1910年金礦稅19萬多兩全部截留,充作練兵經費。1911年6月三多奏準,庫倫新軍包括馬隊、機關炮營兩部分。但由於外蒙局勢變化,新軍一兵未練。

三多治蒙一年多,極大推動了外蒙古地區的近代化,開創了外蒙古地區的近代郵政、近代教育、近代警政、近代採礦業等事業,促進了外蒙地區與內地人民的交流。但是,他新設一系列機構加重了外蒙古人民的負擔,也引起了以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外蒙喇嘛及王公勢力的極度反感,外蒙古獨立傾向更加暗潮湧動。1910年(宣統二年)發生喇嘛與庫倫大臣的衝突事件。喇嘛因購木料爭吵,繼而聚眾搶劫德義涌木廠,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親往彈壓,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數千人向三多乘輿投石抗捕,並於途中搶回被捕喇嘛。三多責令沙比衙門交出“正犯”。

逃離外蒙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中旬,杭達多爾濟一行趕回庫倫,密謀宣布外蒙古獨立,組成以杭達多爾濟為首的臨時總理蒙古國務衙門。11月30日,杭達多爾濟等人,向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後通牒,宣布“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哲布尊丹巴為大皇帝,不日登極”,要三多立刻出境。

據中文史料記載:“在農曆十月十四日,三多見蒙人無加害之意始由領事館僱車數輛,逃至恰克圖。恰克圖署任章京見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堅執不從,遂乘俄國火車,逃歸奉天,鏇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庫倫獨立集團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國,以共戴為年號,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

蒙軍包圍庫倫參贊大臣衙門,限三多三日內出境。三多衛隊由俄兵搜械解散,行轅由俄兵會同蒙軍看管。四日後,由哥薩克騎兵將三多等押解出境,逃至恰克圖。恰克圖署任章京見三多至,再三挽留。三多這位自小深受漢文化薰陶的蒙古人因無限忠於中國政府,嚴厲反對外蒙古獨立,更為反抗沙俄的分裂活動,於是堅決不從蒙方之“再三挽留”,偷乘俄國火車逃至奉天(瀋陽)。這時,清朝政府已經消亡,他又奔天津,坐起寓公,暫緩政治避難。

民國時期

民國時期,三多先後任盛京副都統、山海關副都統、金州副都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咨議、國務院銓敘局局長(相當中央組織部部長)等。

偽滿洲國時,三多仍為高官。“七七事變”後,常常往來於北京—東北之間。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過三多的事跡。三多曾居北京東城板廠胡同。著書有《可園詩鈔》四卷、《可園外集》、《可園文集》、《柳營謠》、《庫倫蒙城卡倫對照表》、《庫倫奏議》等多部。編輯《柳營詩傳》四卷,“集杭州滿洲駐防營中諸老輩詩,附采詩餘,並及閨秀。”

後歷任庫倫辦事大臣,盛京副都統兼守護大臣等,世襲輕車都尉。民國元年(1912)以後,再來瀋陽,管理瀋陽故宮和清朝關外三陵(新賓永陵、瀋陽福陵和昭陵),由張作霖撥給管陵費用。偽滿時去偽新京(長春),溥儀賜宅以居,並出任偽滿電氣株式會社總裁。偽康德七年(1940)卒,終年六十九歲。他自幼聰慧,為人慈祥恬淡,且好施濟,家教嚴格,勤於文學,受業於浙江俞曲園(樾)太史,尤以詩詞得心太史嫡傳而著稱。工書法,善隸書,筆法遒勁,海內馳名,憾無書畫集問世,在瀋陽只見有書題匾額“德古齋”。

三多詩文書畫

三多又署鹿樵、可園、瓜園,為樊增祥詩弟子,其詩多邊地莽蒼之氣,善以滿蒙方言敘述。

三多的代表作是詩集《可園詩鈔》。線裝石印本,清光緒間出版。《可園詩鈔》卷四收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寫的《寒食》,內云:“我生三十三寒食……回溯辛未吾已降”,從是年上溯三十三年,正是辛未即同治十年。至於生日,《餘生長杭州……》一詩的副題交代得很明白:“五月二十二日舟中初度”。 六橋曾居京師東城板廠胡同,為滿洲文集舊宅,家有可園,擅竹之勝。

晚年,他隱居北京城,實則脫離了政治舞台,從事寫詩、做學問、整理出版自己一生寫作成果之行當。他的著作多以“可園”為名。可見,他在北京的宅院必定是一處極可人意的高級園林化豪華宅邸。晚年,三多在此處可園寫出了多部書稿。1940年70歲時,三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謝世的。

另據記載,三多又名三六橋。“三六橋”,頗有點像地名,其實是一個人。此人系蒙古族,姓鍾木依氏,漢字姓為張,名三多,自號六橋(非其字), “人以其‘三’字為姓,配號而呼為‘三六橋’”(俞樾:《曲園日記》)。十七歲時,三多“承其世叔父難蔭,得襲三等輕車都尉,食三品俸” (王延鼎《可園詩鈔》序)。六橋並未中過舉人,他雖“奮志讀書,欲就試,格於例,不得與,去而學詩、學琴、學書畫”,跟從俞樾的“門下士”王延鼎(字夢薇,號瓠樓或壺樓)遊學,成為王的“高足弟子”。(見王序及俞樾的《可園雜篡》序)因此,人們便把六橋看作俞樾的“門人”,三多也稱俞曲園為“太夫子”。狄平子稱他:“風格逸麗,不減迦陵。”他和俞曲園(俞樾)頗友善。《曲園日記》中說:“六橋,蒙古人,名三多,六橋其號,年十七,襲三等輕車都尉。”

三多的繪畫作品 三多的繪畫作品

三多喜愛藏書和讀書,他有一首《藏書》詩, 云:“愛坐圖書府,如對古賢豪。積石亦為倉,敢比譙國曹。” 也愛看《紅樓夢》 ,常以有關“紅樓”的事入詩。如:《題韻松〈東山行旅圖〉》中有“漏天可助媧皇補”之句;《吳門舟次》中有句說:“紅樓近水皆燈火”;《寄贈耆壽民(齡)京卿》有句云:“怡紅君薄成常侍,存素吾慚法翰林”。三多和日本人交往甚多,關係很深。如《日本桑名鐵城箕以印譜索題即贈》,詩中說“花乳多君為我礱”,自註:“承刻石章”。在《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村山(正隆)招同雲承游湖書贈》詩中,三多把日本人村山引為“吾黨”,稱道他們“同心足抗橫”。三多還在瀋陽參加了日本人的圖書館十五屆大會,寫過文章。從這些跡象看來,三多收藏過百十回本《石頭記》,後來轉讓給日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謂三六橋本,大概是從東北流落到日本去的,不可能留在上海。他是一位文官,工詩詞,善琴畫的收藏大家,曾收盡天下奇珍異寶,有字畫、古玩等。他在清末任駐蒙古(現在的外蒙古)的邊防大臣時,崇尚“興學科教、改革、修鐵路、經商”等,所以他很想修築一條從張家口到恰克圖的鐵路,改善落後的交通,把內地先進的知識傳播過去。為了這個夢想,他捐出了家裡所有的寶物,但最終,鐵路沒有修成,寶物也就從此下落不明。

在三多收藏的寶物中,有三件寶物最為珍貴。第一件是《西溪梅竹山莊畫冊》。該畫冊自嘉慶八年(1803年)奚岡開筆畫《梅竹山莊圖》始,耗時近百年集結成冊,此畫冊將清朝中晚期的杭州書畫名家一網打盡。第二件是納蘭性德的畫像。納蘭性德是清代詞人,大學士明珠的長子。第三件便是《紅樓夢》的後三十回。對這個三十回,三多的後人鄭先生(鄭先生現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都認為這應該就是曹雪芹先生的原作版本。

如今,前兩件都找到了“歸宿”。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時,收藏畫冊的張珩的後人將畫冊留給了杭州,讓畫冊“回了家”;而納蘭性德畫像也被收藏進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目前,唯有曹雪芹的後三十回版本卻至今下落不明。或許,日本的三六橋本《紅樓夢》就是它?

三多又擅畫花卉,兼工帶寫,賦色嬌艷,意境清新,秀逸雋永,書卷氣、富貴氣兼備。亦能書法,工隸體,學俞樾。

三多與紅樓夢、納蘭“蘭迷”三六橋

(轉自淥水亭論壇,作者:劍鋒)

研究《紅樓夢》版本的學者,都知道歷史上曾出現過“三六橋本”《紅樓夢》,因該書中有“探春遠嫁”、“寶釵難產”、“賈芸、小紅探監”、“湘雲、寶玉結褵”等情節,與脂評所提示的後八十回線索頗相符合,而被說成是“原本”、“真本”。可惜此書已從原藏主三六橋手裡流失出去,據說曾在日本出現過,但至今下落不明。

三六橋(1871—1940)名三多戈,簡稱三多,蒙古正白旗人,原姓鍾木依氏。因其曾在杭州駐防,雅愛西湖蘇堤六橋之勝,而自號六橋。他自小生活在江南,長期受漢族文化薰陶,先後從王廷鼎、俞樾、樊增祥等大師學書法、詩畫、琴技,精通漢文。十七歲中舉,襲三等輕車都尉,後任駐軍都尉、杭州知府、浙江武備學堂總辦、北京大學堂提調、民政部參事、歸化城副都統、庫倫辦事大臣等職。入民國又先後任盛京副都統、山海關副都統、金州副都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咨議、中華民國國務院銓敘局局長等職。

三多喜愛收藏,除了藏有後四十回本《紅樓夢》之外,還藏有清代滿族詞人納蘭容若侍衛畫像及其生前用過的雙鳳硯。

畫像為清代著名畫家禹之鼎手繪,縱59.5厘米,橫36 .4厘米,紙本,設色。晚清恭親王(奕欣)首題“容若侍衛小相”六字,鈐有“禹之鼎”、“上吉氏”等印。圖中的納蘭容若身著侍衛服,頭戴緯帽,面帶笑容,手持茗碗,坐於床几上,似乎正在與摯友交談。構圖雖然簡潔,卻細膩地描繪出人物的坐姿和面部神態,表現出容若的瀟灑英姿和儒雅風度。畫面左上有納蘭性德摯友嚴繩孫題詩並跋。裱邊有三多及其友人沈寶熙、傅岳芬、夏仁虎、冒廣生等人的題詞。三多的題詞用的是容若與梁汾結交唱酬時所填《金縷曲》韻:

公子今重耳。風流、璧台珠殿, 早登科第。歌哭□舍亡國恨(公先世本蒙古人,據葉赫為國主) , 至竟莫名底意。天恁肯、欲都從已。然諾等於金鼎重,染猩袍、恐是相思淚。看(平聲)富貴,若雲水。 鴛鴦小社同吟醉。趁良辰、研花酒,如生忌。我亦少充弓箭手,錯認前身不已。得再作(去聲)詞人無悔。親把沈檀焚寶鴨,當香山、供奉瑤軒里(張公甫有景白軒供香山象)。磨鳳硯(余藏公雙鳳硯),自家記。

詞中有的字雖已漶滅,但依然能看得出,三多深悉容若的家世、風誼、情愛以及對待富貴的態度,他認為自身的經歷,與容若頗有相似之處,雖錯充武職卻雅愛倚聲,所以他將納蘭性德這幅肖像以及雙鳳硯一直作為供奉之物珍藏著。

雙鳳硯是三多於海王村獲得的一方端硯,硯上鐫有容若的題名古篆及朱竹垞的題詞。鄭逸梅《藝林散葉》有一條記載:“三六橋藏文三橋遺硯,頗以未得成容若之六橋雙鳳硯為憾。”,這條記載表明了三多未獲此硯時對此硯的嚮往。可見此硯原來就全稱為“六橋雙鳳硯”,所謂“六橋”,似與三多無關,或硯上就鐫有西湖六橋和雙鳳翔飛的圖形。此硯原藏於劇作家、文物收藏家羅癭公的手裡,大約在民國十三年羅癭公去世後,才流落到古玩市場,為三多所獲。三多之所以珍愛這方名硯,與其說是六橋雙鳳硯與文三橋遺硯正好構成與已名號相符的稱謂,還不如說是三多對飲水詞人的仰慕和心儀。納蘭性德是一位多情的佳公子,他的纏綿婉約的戀情和哀感頑艷的悼亡,一直為詞壇的所傳誦,而雙鳳硯的名稱又具愛情的象徵意義。三多有姬人名玉並,字姍姍,大興人,能詞善畫,著有《香珊瑚館詩詞》,深得三多的寵愛,三多將她安置在西湖“可園”,經常相攜漫步在湖光山色中。三多還將他和玉並的書齋取名為“雙鳳齋”,並鐫刻“雙鳳齋藏印”,鈐蓋在他們所藏的書畫中。《容若侍衛小像》中的三多詞,即由玉並用“美人簪花格”小楷題錄,落款為:“敬觀成容若先生小象,即次其贈顧梁汾原韻。丙寅春,三多作玉並書。”從中我們或能領略到夫婦相偎燈下賞畫品硯的場景。但是不久,三多又遭遇到與容若相似的命運,民國十九(1930)年,二十八歲的玉並不幸病故,這使三多受到很大的打擊。據《清詞玉屑》記載:“小弦(指姍姍)又折,有訪六橋者,荒燈老屋間,方閉戶誦金經。視縱轡湖堤時,判若兩人。”

到了晚年,他珍藏的容若像和雙鳳硯具已散去。容若像曾為張伯駒先生收得,後獻給了故宮博物院。雙鳳硯曾入鄧之誠先生之手,後又流落到日本。

正因為三多有著與容若相似的經歷和遭遇,他寫的《粉雲庵詞》也逐漸走向模仿納蘭風格的路子。有的雄渾豪放,有的清麗淡雅,自然質樸而少雕琢,純以性情結撰。如《暗香·題蘇堤試馬》:“一鞭得得。趁柳枝紺翠,桃花紅白。笑拂五雲,驚起浮沉兩。怪底聯翩鳳子,緊隨著、錦存金勒。似指引、有個當爐,還在畫橋北。閒立看春色。把芳草緩尋,落英爭惜。風流帽側。湖上誰人不相識。驢背清涼,居士應少我,疏狂標格。行樂耳,須信道、百年駒隙。”寫的綺麗流美,清逸雋永,頗有《側帽》風致。如《卜運算元·譴風》:“風也難相躲,愁也難相躲。躲得春風怎躲愁,索性風前坐。燕不飛單個,蝶不飛單個,何不吹人作一團,飛上花上朵。”《昭君怨·曉游》:“新霽落花春曙,驕馬一鞭何處,緩轡踏芳洲。繞紅樓,簾里人如玉,簾外人愁綠。相間正無因,捲簾顰。”寫的輕靈深婉,意緒闌珊,又有《飲水》韻致。文壇大師鄭逸梅先生曾評價:“飲水側帽之詞,出於黑水白山間之納蘭容若手筆,驚才絕艷,傳誦中原人士。不意晚清三六橋,為韋韝毳幕中人,居然作雅頌之聲,篇什流播,足與納蘭後先輝映,雖不謂之佳話,不可得已。”

三多的書法學俞樾,工隸體,書風雄勁拙厚,既有富貴氣,又有書卷氣。落款往往具名:“納蘭三多”,他曾對友人冒廣生說:蒙古族鍾木依氏與納蘭氏是同一部落。那么,他是否也認為,他和納蘭容若是同一祖籍,納蘭容若的始祖土默特,原為蒙古族,初滅扈輪國所居張地之納剌姓部,進據其地,因姓納剌(即納蘭)。而三多為自己取漢姓“張”,即出於此。所以冒廣生在為三多所藏容若像上題《金縷曲》,有“雲氣納蘭常不散,被東風、吹作詞人淚。”,道明了三多心中的納蘭情結。

由三多的認宗、取姓、收藏、作詞等行為,稱其為晚清時期的“納蘭迷”,應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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