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

《論語》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共二十篇,成書時間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並稱“四書五經”。為後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資料。全書共20篇、492章,首創“語錄體”。南宋時,朱熹將它與《孟子》《大學》《中庸》合為“四書”。《論語》與《易經》、《老子》,共為中華民族的幾部源頭性經籍,它們不僅是道德跟文化的重要載體,而且是古代聖哲修身明德、體道悟道、天人合一後的智慧結晶。

基本信息

命名來由

《論語》《論語》
《論語》 一書記載著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著孔子的著名學生的言語行事。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文選·辨命論注》引《傅子》也說:“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從這兩段話里,得到兩點概念:(1)“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論語”的“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於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2)“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後來別人給它的。

關於“論語”命名的意義,後來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譬如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那么,“論語”的意義便是“有條理地敘述自己的話”。說到這裡,誰都不免會問一句:難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別人說的話都不是“有條理的敘述”嗎?如果不是這樣,那么“論語”這樣的命名有什麼意義呢?可見劉熙這一解釋是很牽強的。(《釋名》的訓詁名物,以音訓為主,其中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還有把“論”解釋為“討論”的,說“論語”是“討論文義”的書,何異孫的《十一經問對》便是如是主張,更是後出的主觀看法了。

關於《論語》命名的來由,也有不同的說法。王充在《論衡·正說篇》便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才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班固的說法不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

《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坊記》的著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後,是可以斷言的。因之,《論衡》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論語”這一書名是當日的編纂者給它命名的,意義是語言的論纂。

編著年代

《論語》《論語》
《論語》又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麼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麼關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於文”一章,先見於《雍也篇第六》,又重出於《顏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複只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複四次。
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才匯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那么,《論語》的作者是一些什麼人呢?其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今天可以窺測得到的有兩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是人名,相傳他姓琴,字子開,又字子張(這一說法最初見於王肅的偽《孔子家語》,因此王引之《經義述聞》劉寶楠《論語正義》都對它懷疑,認為琴牢和琴張是不同的兩個人)。不論這一傳說是否可靠,但這裡不稱姓氏只稱名,這種記述方式和《論語》的一般體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這樣的推論,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記載,編輯《論語》的人,“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日本學者安井息軒《論語集說》中語)。另一章就是《憲問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憲”是原憲,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為宰”的原思。這裡也去姓稱名,不稱字,顯然和《論語》的一般體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論,這是原憲自己的筆墨。

《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裡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覆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說是曾參的門弟子的記載。又如《子張篇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這一段又象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論語》孔子
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裡對閔損稱字,不能不啟人疑竇。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一解釋不可憑信,崔述《論語余說》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我認為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於《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麼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著“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於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後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於“他老人家”,直到戰國,才普遍用為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於“你老人家”。《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他老人家”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為“子”,背後才稱“夫子”,別人對孔子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孔子稱別人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只是《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於夫子”,都城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洙泗信錄》據此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後,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論語》一書,既然成於很多人之手,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那么,這裡後編定者是誰呢?自唐人柳宗元以來,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為最多。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還有《學而篇》兩章,《泰伯篇》五章,《顏淵篇》一章,《憲問篇》和孔子的話合併的一章,《子張篇》四章,總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而且有一章還記載著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諡號。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紀元前四三六年。這是依《闕里文獻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語推定的),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後,那么,這一事的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後才著筆的。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但《檀弓》記載著當魯悼公死時,孟敬子對季昭子的一番話,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孟敬子已是魯國的執政大臣之一了。則這一段記載之為曾子弟子所記,毫無可疑。《論語》所敘的人物和事跡,再沒有比這更晚的,那么,《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大概是接近於歷史事實的。

版本真偽

東漢張禹碑東漢張禹碑
《論語》到漢朝,有三種不同的本子:(1)《魯論語》二十篇;(2)《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3)《古文論語》其書為古文字(指戰國時通行於六國的文字),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今本《論語》,系東漢鄭玄混合各本而成,共二十篇。《魯論》和《齊論》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候張禹先學習了《魯論》,後來又講習《齊論》,於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以《魯論》為根據,“採獲所安”,號為《張候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後漢靈帝時所刻的《嘉平石經》就是用的《張候論》

《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並沒有傳授。相傳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0)焚書坑儒,孔子九世孫孔鮒曾把古文《論語》及孔子的經典著作藏於夾壁中,後世擴建時才發現,其壁稱“魯壁”。

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並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偽作,陳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偽》認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造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偽》由認為出於王肅之手。這一官司我們且不去管它。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論語注》以《張候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在殘存的鄭玄《論語注》中我們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

然而,我們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候論》。於是懷疑《論語》的人便在這裡抓住它作話柄。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只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為“佞臣”,所以崔述《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為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後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只是說有摻雜著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如果我們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論語》為最可信賴的材料。無論如何,《論語》的成書要在《左傳》之前,劉寶楠在《論語正義》(《公山章》)主張:論語是用來補充《左傳》的,不應該根據《左傳》來懷疑《論語》。至於崔述於後代的封建道德作為標準,以此來範圍孔子,來測量《論語》的真偽,純駁,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觀的。

註疏書籍

《論語》《論語》
《論語》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註解它。《論語》和《孝經》是漢朝初學者必讀書,一定要先讀這兩部書,才進而學習“五經”,“五經”就是今天的《詩經》《尚書》(除去偽古文)、《易經》《儀禮》《春秋》。看來,《論語》是漢人的啟蒙書的一種。漢朝人所注釋的《論語》,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127—200,《後漢書》有傳)注為較多,因為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卷。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論語集解》以後,就多半只存於《論語集解》中。
現在《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傳)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注《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傳)《經義考》,紀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書》對他的生卒年並沒有明確記載,此由《冊府元龜》卷九十七推而估計之)《經典釋文序錄》吳檢齋(承仕)師的《疏證》。
關於《論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讀者如果認為看了《論語譯註》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幾種書:

(1)《論語註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經註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基本文文字出現於《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識,便於查考。

(2)《論語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合《論語》、《孟子》《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一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聖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於《論語》,不但講“義理”,也注意訓詁。所以這書無妨參看。

(3)劉寶楠(1791—1855年)《論語正義》——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滿意於唐、宋人的註疏,所以陳奐(1786—1863年)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年)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際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徵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只因學問日益進展,當日的好書,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點,但參考價值仍然不少。

(4)程樹德《論語集釋》。

(5)楊樹達(1885—1956年),《論語疏證》。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徵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出己意,加案語。值得參考。

(6)楊伯峻《論語譯註》。楊伯峻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楊伯峻先生的學術背景及其家學淵源,使他在註解《論語》、《孟子》和《春秋左傳》等古籍時顯得遊刃有餘。他的《論語譯註》注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了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當然,《論語譯註》在今天來看也是瑕瑜互見的。

(7) 《論語別裁》 ——南懷瑾講述,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雖然南懷瑾先生自稱:本書定名為“別裁”,是因為其講解,都自別裁於正宗儒者經學之外,只是個人一得所見,不入學術預流,未足以論下學上達之事也。但南先生淵博的學識,“經史合參”的研究方法,有別於正統學者的講述方法,使得本書別具特色,對現代人了解《論語》有很大的幫助,建議收藏。

價值影響

《論語》《論語》
《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一書比較忠實地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論語》共二十篇。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義”。據統計,在《論語》中,孔子講“仁”的地方共109次,講“禮”的地方共75次。孔子的“仁”含意廣泛,幾乎包括所有做人道理。他說有五種品德算是仁:“恭、寬、信、敏、惠。”又解釋:“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核心內容

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種道德觀念。在《論語》中,孔子對“仁”的解釋。儘管有許多不同,但“仁”的基本內容還是很明確的,這就是“愛人”。孔子極力鼓勵人們“為仁”。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到底怎樣來處理?總得有個準則,這個準則,就是“禮”。當然還有法,但法也是由禮出。“禮”規定了每個社會角色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權利、義務和行為規範。“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也”。每個人都在社會中充當不止一個的社會角色,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會角色有哪些權利和義務,行為當如何,當然就無法自立於社會。

功用

《論語》《論語》
第一,禮能創造和諧。“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社會上每個人都按照禮所示相應社會角色的權利、義務和行為準則行事,整個社會,上下尊卑,各有所序,各有所司,井井有條,安定和諧。若有矛盾,大家依禮為準,達成共識,矛盾也就消除了。這樣,社會自然就容易治理了。故云: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云: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第二,禮能明示行為規範。行為必須有個規範,有個標準,過與不及,都是不可取的。禮就是這種規範,或雲標準。人們的行為,從各種典禮一直到舉手投足,都要依禮而行。例如,恭敬是一種美德,但過度的恭敬就顯得卑下,不夠恭敬又顯得傲慢。那么,怎樣才算恰到好處的恭敬?以什麼為標準來衡量?以禮為標準。今人常說待人接物要“不卑不亢”,以什麼為標準?也是以禮為標準。當然,古今之禮,大有差別。《泰伯》中孔子說: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恭、慎、勇、直,無疑都是美德,但如果失去了禮的規範,這些美德就會成為缺點。因此,孔子云: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提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第三,禮有文飾作用。一個人本質很好,心地善良,清純無邪,這當然是不錯的。如果他對待人接物、周鏇應對等種種禮節一無所知,不知怎樣跟人交往、合作,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正如質地極好的物品未加文飾,還不能稱完美。因此,對一個人來說,禮還有文飾的作用。子路問孔子,怎樣才算是一個完美的人,孔子的回答中就有“文之以禮樂”一條。孔子又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個人質雖美,但還有待於禮的文飾。現代社會中的公關禮儀,不就是一種“文飾”么?

孝與悌

《論語》《論語》
孝是敬愛父母,《學而》中說,孝、悌是為仁之本。孝、悌是人的天性,愛父母,愛兄長,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推廣愛心,愛及社會而成仁德,所以說孝、悌乃為仁之根本。《論語》中悌講得不太多,不外要順從兄長,對兄長恭敬有禮。孝講得比較多。

做法

一是能敬。子游問孝,孔子云: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孝道之要在於敬。贍養父母,若只滿足於使父母免於凍餓之患,則與養犬馬有什麼區別呢?《禮記・祭義》引曾子語云: “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這也是強調行孝當以尊敬父母為重。能行大孝者,一定能行中孝、下孝。行中孝、下孝者,則未必能行大孝。給父母長輩創造優裕的物質生活,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而尊敬父母,則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前者是“能不能”的問題,後者是“為不為”的問題。認為誰給父母錢物最多誰就是最孝,這實在是孝的誤區。因此,孝父母長輩,首在於敬。真正能敬者必“能養”。

二是能諫。君有過不諫,是謂愚忠;父有過不諫,是謂愚孝。愚忠不忠,愚孝不孝。君有過,父母有過,儒家都主張必須諫。父母有過而能諫,方能稱孝。孔子說: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諫要注意兩點。一是諫時不能聲色俱厲,而是“幾諫”“幾”,微也。二是諫而不聽,必須一直諫下去,且終不失其敬,終無其怨。孟武伯問孝,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憂。”孝子當以父母的缺點為憂。能憂而後能諫,諫而父母能改正缺點,父母改正缺點而能免於禍患屈辱。能使父母免於禍患屈辱者,當然是孝子。後來的荀子也認為,大孝之人,不應該盲從父母,孝子當是“爭子”“父有爭子,不行無禮。 ”爭者,能諫也。

三是能體察父母的愛子之情。子夏問孝,孔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出力為父母服務,有了美食先敬父母,這些都是孝的最基本的內容,並不難做到,只有“色難”“色難”。色養為難也。“色養”就是子女的顏色表情, 要使父母愉悅。父母愛子心切,子女的不順心之事,會使他們難過。子女要體察父母的這種愛子之心,就儘量不要使父母為自己難過,因此,有憂患,有慍怒,有悲戚,在父母面前,不能行之於色。一個人,如果真正能體察父母的愛子之情,就應該謹於守身,免辱身以貽父母羞,免傷身以貽父母戚,免行為無常以貽父母憂,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實現“色養” 。

忠與信

《論語》中提到“忠、信”之處甚多。孔子兩次說應該“主忠、信”。孔子的四大教學內容就是“文、行、忠、信”。

朱熹雲“盡己之謂忠”,亦即盡心盡力之意。《論語》中講的“忠”,不是特指對國君的“忠”。盡心盡力為別人操勞,這就是“忠”,不管對方是什麼人。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所省即有“為人謀而不忠乎”一條,反省自己為人謀劃是否盡心盡力。某“鄙夫”向孔子請教,孔子也竭盡所知以告,這也是“忠”。當然,《論語》中所講“忠”也包括對國君的“忠”《八佾》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熹雲“以實之謂信”。實事求是,誠實不欺,講信用,言而有信。《學而》 中孔子提倡“謹而信”“言而有信”,曾子每日所省三個方面,就有“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一項。從個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國平天下,“信”都是至關重要的。《為政》中孔子云: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兒,小車無兀,其何以行之哉!《憲問》中孔子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列為完人的一大標準。《子路》中孔子云“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此“情”是“誠實”之意,亦是“信”。上下交信,和諧一致,辦事自然就容易成功了。

《論語》《論語》
《論語》中,“智”都作“知”。因此,《論語》中的“知”字,有些是“知識”“知、道”的“知”,有些則是“智慧”之“智”,讀音、意思全不一樣。 《憲問》中,孔子云,君子之道三,其一即是“知者不惑”。孔子“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說,他四十歲時就成了智者。不惑”是無所疑惑之意。“智”即是“不惑”《憲問》又將“智”列為完人的標準之一。

《論語》中的“智”,主要有兩個意思。一是明白事理。其二乃“知人”。人生活在社會中,總要跟人相處、交往。不知人,何以在與人交往、相處時採取合適的舉動?何以擇師擇友以益其學問道德修養?何以選人任事以成其功?因而“知人”是很重要的。智者必須知人,並在此基礎上正確地對待別人。

勇也是仁所包括的一種美德。雖然勇者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是勇者。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要做一個仁者,必須先做勇者。孔子將“勇者不懼”列為“君子之道三”之一,又將勇列為完人的標準之一。什麼是勇呢?《論語》中的勇,大致有兩個意思,一是勇力,有力氣,如“卞莊子之勇”的“勇”就是。二是敢作敢為,如“見義不為,是無勇也”。主要是指後者。

要做到勇,必須注意兩點。一是勇必須合於禮,合於義。二是勇必須與敬、智結合起來,不是一味蠻幹,作無謂的犧牲

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仲弓問仁,孔子所答,也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可知恕確實也是包容在仁之中的。我們說話辦事,設身處地為有關人考慮,這也是恕。當然,恕必須合於道義,必須與“智”相結合,否則易被邪惡者利用而反受其害。

論教與學

論語論語
《論語》中充分強調“學”的重要性。在《陽貨》中,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說。仁、智、信、直、勇、剛是六種美德。一個人崇尚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這些美德,當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學,就會與初衷相違,不僅得不到這些美德,還會得到愚、盪、賊、絞、亂、狂六種毛病,因而誤入歧途。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這些話有某些偏見,但強調學的重要性,鼓勵人們認真學習,則是不錯的。

那么,怎樣才算好學呢?《學而》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又云: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好學者必須刻苦學習,不應分散精力,過多考慮改善物質生活。好學又貴在堅持,不斷前進,永不停止。

好學還是不夠的,更要善學。怎樣善學呢?有好多方面。“學而時習之”,要適時溫習所學內容。“溫故而知新”,要注意發掘新知新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與思要相結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習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此外,還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於向人學習。“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人有可學之處,我以他為師,向他學習,這是善學;人有不是之處,我以他為鑑,這更是善學。向不如自己的人學習,尤其難能可貴。二是與師友相互切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貢問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門之中,在這方面做得較好的是子貢子夏顏回在這方面就很欠缺。

一是有教無類。這是孔子的話。孔子收學生,不拘類別。孔門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貴族,有平民,有商人,甚至還有“賤人”。就智力而言,顏回、子貢絕頂聰明,高柴則以“愚”稱。就品格而言,閔子騫曾參等何等高尚,子張則未免卑下。

二是“誨人不倦”。這與“學而不厭”“好學”一樣,是孔子生平自負之處。他體現了一個教育者在傳播文明方面的獻身精神,一直是中國教師學習的典範。

三是因材施教。《論語》中常有這樣的現象: 對於同一個問題,提問的學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這是因為孔子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情況,作出有針對性的回答。

四是啟發教學。在《述而》中,孔子說: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所教義理,當使學生思而得之。學生思而不得,直到此問題憋於胸中而不得解,教師再予啟發。學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學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確切表達之時,教師才引導他確切、流暢地表達。“憤”“悱”既是學習進程中的境界,也是學習態度的境界。學生處於如此境界時,教師適當啟發,效果最佳。教師舉一隅,而學生尚未以三隅回證一隅之理,亦即未能推廣之並融通其理,則教師不重告之,使之思而得之。思而不得,至“憤”“悱”,然後再行啟發。

五是教學相長。老師和學生相互切磋,共同進步。在與學生的討論中,孔子的認識也往往隨之更上一層樓。他對那些善於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學生,常常鼓勵有加,毫不掩飾自己受到他們的啟發。《八佾》中的子夏將學《詩》心得告孔子,孔子高興地說: “起予者商也! 他對在這方面欠缺的顏回,則有微詞: “回也非助我者也。”

論為政

論語論語
為政者必須在為政中充分體現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為政以德”。一個人,或是一個政權“為政以德”,就會受到人民的擁護。故王者“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仁政的宗旨, 是給人民以好處。在政治實踐中,仁政又表現在為政的各個方面。

首先,崇尚禮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規定了每個社會角色的權利、義務和行為規範,是人們的行動準則。

其次是減輕人民負擔。當時人民的負擔,主要有二,一是賦稅,二是勞役。在賦稅方面,儒家主張“什一稅”,亦即十稅其一,當時說來是最輕的稅。在《顏淵》中,有若就勸說魯哀公採用什一稅。在勞役方面,孔子主張“使民以時”。孟子也說“勿奪民時”要適時地使用民力,不能在農忙時節徵用民力,以免耽誤農時。在農業社會中,大區域的耽誤農時就意味著動搖國家的經濟基礎。

其三,注重為政者的道德力量。為政者必須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權勢壓服百姓。

其四,“舉賢才”與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時代,選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員薦舉。薦舉人才,是為政者的要務之一。古人認為舉賢之賢,賢於用力之賢,亦即伯樂之賢,賢於千里馬。

關於合理使用人才,《論語》中至少講了三點。

第一,人才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應當用其長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錯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盡其長,盡其才。

第二,對人才不能求全責備。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如果求全責備,就無人可用。子路問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過”一條。子路也說,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長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備焉”,結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於博採眾長,實行人才組合。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專家,但必須是組織專家辦事的專家。

哲學思想

(一) 關於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類一起誕生的。殷人極重鬼神,祭祀唯謹。周人重人事,但不廢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從來也沒有斷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對鬼神,既要按禮祭祀,唯謹唯敬,又不能指望他們賜福。那么,既然不指望鬼神賜福,為什麼還要祭祀呢?《學而》中曾子云: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不過是一種推行教化的手段。後世的神道設教,正由此發展而來。

(二) 關於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覺到有一種不可逆轉、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為轉移的強大的力量存在。這種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惡疾將死,孔子執其手,呼“命矣夫”!顏回亡,孔子連呼“天喪予”!他又說: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亦或聞諸孔子。

論語論語
不孔子知道有“天命”存在,知道天命不可違,他說“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絕不乞靈於天的恩賜,而是堅持人為的努力。當然,既然天命不可違,人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動,而是要應順天命,這樣,人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為的努力應順天命,必須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說。

(三) 關於人與環境的關係。孔子認為,人跟環境的關係是雙向的。一方面,環境能影響人。孔子云: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相近,為何“習相遠?”那是環境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響環境、改造環境。《子罕》雲,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對他說: “陋,如之何?”孔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後,但君子能行教化,改變其地文化落後的狀況。

(四) 關於中庸。中庸是一種方法論。孔子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歷史傳承

《論語》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注》,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共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西漢時,中央政府定《論語》為專門之學,設博士專門研究、傳授。《隋書・經籍志》 將《論語》列入《經類》 。宋時《九經》中有《論語》 ,朱熹將《論語》《孟子》與《禮記》 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合編為《四書》,並為作集注。明、清官方將朱注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朱注《四書》遂為讀書人的必讀書,影響之大,罕有其匹。古往今來研究《論語》的著作極多。日人林泰輔《論語年譜》,著錄歷代研究《論語》的著述達三千種之多。影響比較大的有這樣幾種: 三國・魏・何晏《論語集解》,宋・邢昺《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即《四書集注》本),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近人楊伯峻、金良年都各自著《論語譯註》行世。葉聖陶編《十三經索引》,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包括《論語》在內的《十三經》中的任何一句話的出處。

《論語》作為孔子及門人的言行集,內容十分廣泛,多半涉及人類社會生活問題,對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及道德行為起到過重大影響。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前,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中國人的初學必讀之書。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徵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爾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一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共性與個性,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是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和時代價值。

評價

錢穆說:"《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論語新解》)

林語堂說:"《論語》這部書,是孔學上的聖經,是一套道德的教訓。"(《孔子的智慧》)

趙普說,“半部《論語》治天下”

爭議

論語論語
孔子於〈陽貨〉提及“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句話通常被認為是孔子推行大男人主義思想。然而有人指出此句後面尚有“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專指“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女子與小人。另一說認女子與小人為男女僕人。但最近亦有人提出,“小人”即為“兒童”、“小孩”的意思,所以這段話可以解讀為“養活一個家庭是很艱難的”。
另孔子於〈泰伯〉中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對於人民,可以放任他們,卻不能讓他們有智慧。”)批評者認該句為孔子推行愚民政策之例證。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句話被公開批判,且直到現在仍被作為這句話的公認解釋。然而另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句話原文並無標點,而後人的句讀有問題,應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能力的人,可讓他們自由發揮;沒有能力的人,則要讓他們學習。”)按此說則孔子並非認同愚民政策。此二說迄今未能達成一致。

《論語》語摘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君子不器。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論語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孔子介紹

孔子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孔丘,字仲尼,出生於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尼山鎮境內),東周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其儒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
孔子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了《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了儒家經典《論語》。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孔子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孔子和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被後世稱為“孔孟”。孔孟兩者思想的結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
《論語》進入經書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穀梁》,加上《論語》《爾雅》《孝經》,這樣是十二經。”
宋儒朱熹將《論語》與《中庸》《孟子》《大學》合稱“四書”又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簡稱為“詩、書、禮、易、春秋”)並稱為“四書五經”。

盤點世界經典名著

盤點世界經典名著。

四書和五經

四書五經書籍主要內容備註
四書《大學》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治亂的關係被列為四書之首
《中庸》中國古代討論教育理論的重要論著
《論語》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孟子》孟子的言論彙編
五經《周易》占卜之書 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書》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
《詩經》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年的詩歌305篇 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
《禮記》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
《左傳》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篡弒等

十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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