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

《漢書》

《漢書》,又名《前漢書》,中國古代歷史著作。東漢班固所著,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沿用《史記》的體例而略有變更,改“書”為“志”,改“列傳”為“傳”,改“本紀”為“紀”,無“世家”。全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記載了上自漢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歷史。《漢書》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遣辭造句典雅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鮮明對照。中國紀史方式自《漢書》以後,都仿照其體例,纂修了紀傳體的斷代史。《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

基本信息

書籍簡介

《漢書》《漢書》

又稱前漢書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東漢班固撰,主要記述漢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主要內容

《漢書》《漢書》

《漢書》,又名《前漢書》,中國古代歷史著作。東漢班固所著,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它沿用《史記》的體例而略有變更,改書為志,改“列傳”為“傳”,改“本紀”為“紀”,刪去“世家”。全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記載了上自漢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歷史。《漢書》的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遣辭造句典雅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紀史的方式自《漢書》以後,都仿照它的體例,纂修了紀傳體的斷代史。自班彪起即以著《漢書》為己任,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漢書》的主要部分。漢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隨從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命班昭(曹大家)入東觀藏書閣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漢書前後歷經四人之手完成,歷時四十多年。註疏漢書者有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註。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編者簡介

《漢書》《漢書》
《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由於《史記》只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史記》的巨作——《史記後傳》。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了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台令史。蘭台是朝收藏圖書之處。蘭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我們批評《漢書》內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後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決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為每一作者之能事,盡只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說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說專在《西周書》里幾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儘管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里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史記》來了解司馬遷一個活的人,若我們唯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後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里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在《文選》里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敘傳》,正是學《史記》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敘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只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里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椽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椽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著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么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敘傳》里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作品考究

《漢書》《漢書》
《漢書》出版以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學者爭相傳誦,《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這兩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長班固死後獨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謙遜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學問十分精深,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為了請求班昭的指導,還跪在東觀藏書閣外,聆聽班昭的講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為她素服舉哀。

這部書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據他父親所寫,又根據其他人如劉向劉歆揚雄馮商史岑諸人。在《漢書·藝文志》里有一書稱《著記》一百九十卷,此是漢廷史官所撰,或許亦為班固撰《漢書》時所採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話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沫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此謂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者,亦可說只是一些札記。故謂他“編錄漢事”,殆是一條一條一段一段地編錄。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編錄本來校班固的《漢書》,幾是全部採取了劉子駿的編錄,沒有用的只有兩萬多字。葛洪這段話,不像是隨便造說,可是當好好審讀。第一,劉歆書只是個雜錄,非有成書。第二,說“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此語可分兩個講法。一是班固《漢書》完全抄了劉歆;一是劉歆《漢書雜錄》,為班固完全抄了。此兩講法大不同,我們絕不能說班固《漢書》“全取劉書”,明明他父親就寫了幾十篇傳。但劉歆的編錄,班固卻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萬多字。劉歆乃西漢末年一位大學者,他編錄了一百多卷材料,全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於《漢著記》一百多卷中間材料如何,我們無法知道。若說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劉歆在西漢學術上的地位,則或許還應在揚雄之上,決不輸過班彪。班固花了幾十年工夫,憑藉他父親及劉揚編錄下的許多好材料在那裡,倘使諸位今天要寫一部民國史,而從前有人先有一部筆記預備寫民國史的留給你,那自然用處就大了!劉歆所錄下的材料總是很有用。試舉一例,《漢書》里特別詳及谷永。此人對劉欲發生著大影響,在《劉向、歆父子年譜》里,說谷永是當時大儒,漢代後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響非常大。劉歆助養代漢,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後來篡位之比。今《漢書》里谷永材料特別多,或許正是劉歆所編錄也不可知。

當時有人說班固寫《漢書》有“受金之謗”。別人賄賂他,希望寫一篇好傳,或者把壞事情少寫幾句,這話見於劉知幾《史通》。當然是相傳下來有此話,所以劉知幾《史通》也講到了。在先有劉勰《文心雕龍》,在《史傳篇》里已為班固辯誣,說“征賄鬻筆之愆”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這些來批評《漢書》。可是鄭樵《通志》又說,東漢肅宗曾竇憲說:重視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那是不識人,等於葉公之好龍。平心而論,班固在人品上學術上或許不如崔駰,是可能的。然而《漢書》一出,“當事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在王充的《論衡》里也就屢次提到班固《漢書》,可是後來又有人說王充看見了班固,那時班固還是一小孩子,王充摸著他頭說:這個小孩將來要做大事!這就不可靠,不過王充曾稱讚過《漢書》則是事實。只舉一人,後來寫《後漢書》的范曄,在他的《後漢書》里便有班彪班固的傳,他曾批評司馬遷班固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而事則“核”,是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的。當然《史記》里也有事情講錯的,不曉得多少,大體言之,文直事核,縱有忽略,也可原諒。“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核”。若使文贍而不真,事詳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曄接著又說:“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此說《漢書》敘事不過激也不詭異,不把一人一事過分壓低,或過分抬高。“贍而不穢”,是說整齊乾淨不髒亂。“詳而有體”是說每事本末始終,表里精粗都有體。故能“使讀之者亹亹不厭”,《漢書》能成大名,確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評卻很好。但范氏又說:“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此數句卻批評得甚為嚴重。這些病痛,當知並不在行文與敘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見識與人格修養上。諸位如讀太史公書,即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此等文字,皆非《戰國策》書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寫之,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想見其人。《漢書》中此等文字絕找不到。諸位且把《漢書》從頭到尾翻一遍,何處見他排死節?何處見他否正直?例如《龔勝傳》,他是漢末一死節之士,而班固說他“竟夭天年”,這豈不是說照理還該活,而死節轉貽譏了嗎?又如王陵、汲黯,此兩人,太史公《史記》里都有,《漢書》稱他們為“戇”。又如《王章傳》,那也是能殺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評他說:“不論輕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傳》,班固說:“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義傳》,班固批評他“義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觀上舉諸例,可見班氏《漢書》不是無是非,而是把是非顛倒了。范蔚宗說他“輕仁義,賤守節”,一點也不冤枉。而他還要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但班氏自己也豈不死在牢獄裡。司馬遷乃是為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但他總不失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輩子工夫,《漢書》也是寫得好。在魏晉南北朝唐初,群認《漢書》是部好書,正為那時人都講究做文章。後來韓柳古文興起,文學眼光不同,對《史》《漢》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論《漢書》,本亦承之華嶠,而傅玄亦貶班固,謂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可見當時史家公論。范蔚宗也是不獲令終,死在監獄裡,但范蔚宗《後漢書》,在講仁義守節等事上,不知比《漢書》好了多少。又在《後漢書》班固的贊里說:“彪識王命,固迷其紛”。班彪曾寫了一篇《王命論》,不為隗囂所屈,可說有見識,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漢朝中興天下平治之際,對種種世俗紛紜還是看不清。把他們父子相比,也復恰如其分。總之,一位史學作者應有其自己之心胸與人格。對其所寫,有較高境界,較高情感的,而適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體會,不能領略,則在其筆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處高處曲曲達出,細細傳下。但如諸位此刻學歷史,不細讀一部書,只一條條地檢材料,則從前史家好處壞處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漢書》《漢書》
今再說班固《漢書》,略論考史方面,有他父親六十幾篇的傳,有劉欲之所編錄,選材大概是不差。論“寫史”,班氏文筆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論史”。當知在考史寫史中,無不該有論史精神之滲入。如太史公寫《孔子世家》,主要並不在考與寫,而在其背後之論。我們讀太史公書,常會“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寫,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見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賞這許多人,寫來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躍然紙上。一部《史記》,所以都見其為是活的,乃因書背後有一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書。文學書,而還有其教育意義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傳》,這是在太史公當時武帝朝上兩位大臣,同時也是政敵,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勢,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實在寫得好,顯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滲人其間。又如他對李陵,因而及於陵之祖父李廣,史公付以極大同情,而對同時衛青之為大將軍者,反而對之漠然。今試問太史公在此等處,此一種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在學術上的高下是非講得極清楚極正確,即對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兩人之相軋,在當時政治上也曾發生了大波瀾,其實從古今歷史大體言,也可說沒有什麼大關係,然而太史公這一篇《魏其武安列傳》繪聲繪形,寫得真好。至於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無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下。我們若用此種標準來讀此下的歷史,則真是差得又遠,還更不如班固。班固《漢書》贍而能詳,他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裡,又不亂七八糟,敘事得體,范蔚宗的批評正說準了他的好處。而范蔚宗《後漢書》長處自也不須多講。我們果能用這樣般的眼光來讀書,自能增長了自己的見識,抑且還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讀《論語》《孟子》,才知講道理。讀歷史則只講事情,其實在事情背後也還有一個道理。果自己無本領批評,諸位且莫盡看重近代人批評也該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評。即如此論太史公《史記》和班固《漢書》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評豈不更值得我們之欣賞。

《漢書》這部史學巨著,有記敘西漢帝王事跡的“紀”十二篇;志各類人物生平及少數民族、外國情況的“傳”七十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種社會現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書八十萬字。書中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漢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據《史記》寫成。漢武帝以後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家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採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注的《漢著記》、天文曆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如《賈誼傳》錄入了《治安策》等奏議。《晁錯傳》錄入了《舉賢良對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從文學角度批評《漢書》說;“孟堅所綴拾以成一代之書者,不過歷朝之詔令,諸名臣之奏疏爾。”其實,從史書看,這正是它的優點。許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經看不到,多賴《漢書》收入,為我們保存下來。《漢書》的“志”即是《史記》的“書”,但比《史記》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歷史現象更為博大豐腴。特別是《藝文志》,記述了當時和前代的書籍源流、存佚、內容,並作了分類,是我國留存最早的一部目錄學書。以後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寫入這部分內容。作為史書,在敘事上,《漢書》的特點是注重史事的系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了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漢歷史的人,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文學體裁

體裁論。《漢書》與《史記》同為紀傳體史書。不同的是,《史記》起於傳說“三皇五帝”,止於漢武帝時代,是一部通史;而《漢書》卻是專一記述西漢一代史事的斷代史。這種紀傳體的斷代史體裁,是班固的創造。從此以後,歷代的“正史”都採用了這種體裁。這是班固對於我國史學的重大貢獻。《史通·六家》說:“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劉知幾的這個評價,今天看來還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漢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諱言,作為一部封建史書,《漢書》在指導思想上有明顯的封建性。它宣揚漢家王朝上“承堯運”,“以建帝業”;漢高祖劉邦“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這就為當時以繼承西漢正宗而建立起來的東漢封建統治,披上一層神秘外衣。製造了其存在的神學合法依據。《漢書》認為,人民對於封建統治者,應該有“守職奉上之義”。必須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統治秩序。不難看出,班固的史學思想正是時代和他本人情況的反映。當時的東漢王朝。專制主義封建制度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班固師承儒家正宗之學,又有著封建官宦的家世。這一點與司馬遷作《史記》時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歷來人們喜歡對比班馬,但是必須首先分析其時代的同異和個人經歷、家世之差別,然後才可以得出歷史主義的正確認識。否則,或褒或貶都會失去應有的依憑。《漢書》的封建正統思想,對於我國後世的正史,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但作了一些改動,也有一些創新。在紀部分,《漢書》不稱“本紀”,而改稱為“紀”(如《高帝紀》),在《史記》的基礎上,《漢書》增立《惠帝紀》,以補《史記》的缺略;在《武帝紀》之後,又續寫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紀。《漢書》取消了《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將項羽的事跡移入列傳,立了《陳勝項籍傳》。而王莽稱帝十餘年,《漢書》並未立紀,而將他歸入列傳,立了《王莽傳》。在表的部分,《漢書》立了8種表,其中6種王侯表里根據《史記》有關各表製成的,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跡。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漢書》新增設的兩種表。《古今人表》名為“古今”,卻只記載古代至之際的歷史人物,共分為九等,後人因此而指責它不合斷代之體。八表之中,最受後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記述秦漢職官設定年代、職權範圍、俸祿數量和官職演變等內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種職官的表格,記錄職官的升降遷免,較完整地介紹漢代的官制情況。在志部分,《漢書》改《史記》的“書”為“志”,而又豐富和發展了八書,形成我國史學上的書志體。

志與表

《漢書》《漢書》
《漢書》的志,包括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10種。其中,改變或合併八書名稱的有律歷、禮樂、食貨、郊祀、天文、溝洫等6種,但它們的內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損。如《食貨志》在承襲《平準書》部分材料的同時,又增加新的內容,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記“食”,敘述農業經濟情況;下卷載“貨”,介紹工商及貨幣情況。《郊祀志》《天文志》《溝洫志》,也在《封禪書》《天官書》《河渠書》的基礎上,分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等四志,都是《漢書》新創立的。其中的《藝文志》是記載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各種學科、不同學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記錄漢代官府藏書的情況,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學的著作。在傳部分,《漢書》繼承《史記》的傳統。但它不設“世家”一目,凡屬《史記》世家類的漢代歷史人物,《漢書》都移入傳部分。原屬《史記》的一些附傳,《漢書》則擴充其內容,寫成專傳或合傳,如張騫董仲舒李陵等人的傳記。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後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一應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列傳的並不多。第一篇是《伯夷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盡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羅甚備。固然在當時應有書作據,而在現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清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並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顏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苛地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還是後人加上,我們現在不論這一點,只講《古今人表》在《漢書》里也如《地理志》、《藝文志》等,都是超出於《史記》之上的一類文章,該認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值的地方。

書籍特點

《漢書》因襲《史記》,又不同於《史記》,其特點

其一,《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宗思想。《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跡。

其二,《漢書》開創斷代為史和整齊紀傳史的編纂體例。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家的讚譽,並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后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

其三,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10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西南亞諸國史。

作品與史記

《漢書》《漢書》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里稱作“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採用,抑鬱在家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只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只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只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里的《封禪書》,卻像只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里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只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決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裡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里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才像是一種專家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只是當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而且也有《史記》里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史記》只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里的《地理志》,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只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分兩部分,一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雙代的政治區域大概劃分,盡在這裡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里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里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台灣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講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向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家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家圖書館裡,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匯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只是根據劉向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直傳到現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代有的,代、代沒有了。我們只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籍志》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里的《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才把《漢書·藝文志》的內蘊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一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本書版本

《漢書》《漢書》
讀《漢書》應該注意其版本。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間的“局本”都是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現在新出版的中華書局《漢書》標點鉛印本,是經過了專家學者的精校,又為之標點,讀起來更為方便。《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註解方可讀懂。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南北朝期間,為《漢書》作注的大約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釋音義居多。關於《漢書》的注本,唐以前諸家所注都已失傳。清代王先謙(補註:王先謙,長沙人,字益吾,號葵園:室名虛受堂。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其仿經疏體例注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該書旁采諸家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注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家評為“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注書中標準的著作。”)匯集唐以後四十多家意見作成的《漢書補註》。這些注釋,對於《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為我們閱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為今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楊樹達《漢書管窺》《漢書補註補正》,都可以參考閱讀。

顏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並未注釋《漢書》。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注釋家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顏師古排列名單是以注釋家生活時代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於首位。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建安中”云云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

第一、以上注釋家,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跡無聞,正如顏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注釋家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後眾多注釋家事跡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注釋已非學術主流。

第二,按時代而論,注釋家以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只有晉灼劉寶瓚三家,東晉只有郭璞、蔡謨兩家。郭璞“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謨只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注釋家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註,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後漢書》卷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並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注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顏師古的說法。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顏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卷數相同,顏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顏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才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於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眾多的注釋所做的總結。注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徵兆。

考訂之作

《漢書》《漢書》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種:王念孫《讀漢書雜誌》,清沈欽韓《漢書疏證》,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清錢大昭《漢書辨疑》,清朱一新《漢書管見》,清沈家本《漢書瑣言》,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二沈、錢、朱諸氏精於考證。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惟陳直別開生面,系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家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註》。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採摭均有未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漢書糾謬(漢伏儼撰清陳蜚聲輯) 伏氏佚書九種本

漢書佚文(王仁俊輯) 二十五史三編第3冊第889頁

漢書許義1卷(清汪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注輯存(清楊守敬) 有自序,見晦明軒稿。 文泱:湖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楊守敬集第冊

漢書舊注1卷(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音義3卷(隋蕭該撰清臧庸輯) 拜經堂叢書本附敘錄 木犀軒叢書本附補遺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 隋蕭該第29-58頁 光緒24年刻本

漢書音義1卷(隋蕭該撰清蔡壽昌輯) 未見傳本,蛻石文抄有序

漢書音義1卷(隋蕭該撰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義考1卷(清侯鄴) 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1-28頁 清抄本

漢書古字1卷音義異同1卷(清王念孫) 稷香館叢書本

漢書古字類1卷(清郭夢星) 寶樹堂遺書本

漢書書後2卷(明吳應箕) 見毀禁書目漢書辯注4卷(清方世舉) 原刊巾箱本

漢書疏證(失名) 日本影印稿本 書目答問雲,世駿漢書疏證未見傳本,疑即此書。

漢書正誤4卷(清王峻) 虞山王氏頤慶堂家刊本 日本影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393-448頁傳抄本

讀漢書雜誌16卷(清王念孫) 讀書雜誌本 末卷為連語 文泱:二十五史三編第3冊第1-238頁

漢書顏注拾遺(清趙一清) 清吟閣書目、振綺堂書目均著錄

漢書注(清郝懿行) 見郝氏遺書目

漢書注拾遺(失名) 稽瑞樓書目著錄抄本1冊

漢書疏證36卷(清沈欽韓) 浙江書局刊本 自序未刊,見幼學堂集。此書與後漢書疏證,均有脫誤。原稿今藏上海圖書館,可資勘正。

漢書辨疑22卷(清錢大昭)嘉興沈氏銅熨斗齋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 叢書集成第161-164冊

二十五史三編第3冊第239-330頁,分冊目錄誤題錢大昕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59-220頁廣雅本

漢書考異(錢大昕)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221-258頁暢園抄本,泱據印象以為即廿二史考異 卷6(1)下

漢書拾遺1卷(清劉台拱) 劉端臨遺書卷7 二十五史三編第3冊第331-335頁題漢學拾遺

漢書刊誤1卷(清石韞玉) 獨學廬全稿本

漢書校證24卷(清史學海) 科學圖書館有抄本,缺卷6-13及22-24.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259-292頁 傳抄本 漢書正訛(清江其龍) 見林茂春史記拾遺引用書目

漢書校語(清林茂春) 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宋槧漢書殘本考異(清錢泰吉) 北京大學藏稿本 據拜經樓藏殘宋本校,見曝書雜記上

漢書管見4卷(清朱一新) 拙盦叢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3冊第336-449頁

漢書讀12卷卷首1卷辨字2卷常談2卷(清張恕) 四明叢書七集本

校讀漢書札記1卷(清許玉 ) 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注考證(何若瑤)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549-560頁廣雅本

讀漢書日記四種(清王肇釗、鳳曾敘、徐鴻鈞、朱錦綬) 學古堂日記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3冊王肇釗第119頁、鳳曾敘第127頁、徐鴻鈞第133頁、朱錦綬第141頁、沈惟賢第163頁

前漢書考證1卷(清何若瑤) 何宮贊遺書本 廣雅書局刊本

漢書注校補56卷(清周壽昌) 光緒10年思益堂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 叢書集成第60-69冊十五史三編第3冊第450-690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561-988頁清刻本

漢書補註7卷(清王榮商) 光緒17年自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989-?頁清刻本

讀漢書札記1卷(清陳錦堂) 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漢書札記7卷(清李慈銘) 1928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3冊第691-710頁

漢書補註訂誤(周正權)二十四史訂補第3冊第59-220頁 楚風樓雜著之一

讀前漢書斠文1卷(失名) 北京大學藏鈔本,首題自然之室雜述二

漢書補註100卷(清王先謙) 光緒26年自刊本 1916年上海同文圖書館影印本 上海文瑞樓石印本 文泱:商務印書館鉛印斷句本,中華書局影印光緒年虛受堂刊本

漢書校勘札記100卷(清劉光蕡等) 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漢書箋遺12卷(近人楊昭儁) 北京大學藏稿本

讀漢書札記(楊樹達)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471-542頁民國印本

讀漢書札記1卷(近人寧調元) 鉛印太一遺書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2冊第543-548頁民國4年印本

漢書補註補正6卷(近人楊樹達) 1925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3冊第21-76頁民國14年商務初印本

漢書窺管(近人楊樹達) 1955年科學出版社鉛印本 即據漢書補註補正擴充而成

漢書新證(今人陳直) 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鉛印本

漢書引經札記(清朱為弼)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引經異文錄證6卷(清繆佑孫) 光緒11年刊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3冊第711-745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3冊第201-27頁

漢書八表注10卷(清錢坫) 見江蘇采輯書目及書目答問

校漢書八表8卷(清夏燮) 光緒16年家刊本 文淵樓叢書影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重校本據光緒庚寅刊本

書籍評價

後世學者對《史記》、《漢書》的評價大異,或褒《史記》貶《漢書》,或褒《漢書》貶《史記》。唐朝以前比較重視《漢書》,宋朝以後較看重《史記》。鄭樵對於《漢書》有過批評的激烈,他認為班固寫史“斷漢為代”,缺乏會通,使古今的聯繫中斷,“……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另外鄭樵《通志》里還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因為班固寫過《兩都賦》、《幽通賦》的文章,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又說“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已近乎人身攻擊,有失學者風度。

班固的《漢書》也開創了我國以紀傳斷代為史的編撰體例。此書一出,也對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漢代以後,每換一個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斷代史,到清便有“二十四史”的形式,除《史記》、《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紀傳體的斷代史。

首先從它的語言上來看,班固有意採用古字古音,文字艱深難懂,因此讀起來比《史記》少了很多趣味。人物語氣入神入妙,往往也在一二虛字,《漢書》簡省虛字,所以文章給人的感覺有點茂密滯塞。《漢書》好用古字,直錄古書,未加訓釋,所以《後漢書》列女傳說:“《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可見《漢書》艱深難讀,連一代大儒馬融都要從班固女弟班昭受讀。正因為《漢書》很難讀懂,因此也只有少部分人閱讀,因此影響的範圍較《史記》要小。

《漢書》也重視民生經濟,但它唯心思想教濃,且極力維護封建教條和封建倫理。

作品區別

《漢書》《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里稱作“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採用,抑鬱在家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只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只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只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里的《封禪書》,卻像只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里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只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決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裡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里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才像是一種專家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只是當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而且也有《史記》里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史記》只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里的《地理志》,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只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分兩部分,一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雙代的政治區域大概劃分,盡在這裡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里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里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台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講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向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家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家圖書館裡,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匯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只是根據劉向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直傳到現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只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籍志》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里的《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才把《漢書·藝文志》的內蘊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一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中國古典名著

悠悠的歷史沉澱了多少芬芳,蘊涵了多少過去的歲月,多少過去的文人雅士.他們留下的不僅是一段段的佳話與傳奇,還有那耐人尋味的古典之作,網羅了部分中國古典之名著,讓其再現輝煌.。

盤點世界經典名著

盤點世界經典名著。

二十四史

序號書名記載年代成書年代作者體例卷數
1史記始於黃帝,止於漢武帝元狩元年西漢司馬遷紀傳體130
2漢書始於漢高祖六年,止於王莽地皇四年東漢班固紀傳體100
3後漢書始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止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南朝宋范曄紀傳體120
4三國志始於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止於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晉陳壽紀傳體65
5晉書始於司馬懿,止於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房玄齡紀傳體130
6宋書始於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於宋順帝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南朝梁沈約紀傳體100
7南齊書始於齊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止於齊和帝中興2年(公元520年南朝梁蕭子顯紀傳體59
8梁書始於梁武帝蕭衍稱帝(公元502年),止於陳霸先滅梁(公元557年姚思廉紀傳體56
9陳書始於陳武帝陳霸先即位,止於陳後主陳叔寶亡國前後三十三年間姚思廉紀傳體36
10魏書始於公元四世紀末,止於六世紀中葉北齊魏收紀傳體114
11北齊書始於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止於北齊亡國李百藥紀傳體50
12周書始於北周宇文氏建立周朝(公元557年),止於公元581年令狐德棻紀傳體50
13隋書始於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止於隋恭帝義寧二年(公元618年魏徵紀傳體85
14南史始於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於陳禎明三年(公元589年李延壽紀傳體80
15北史始於北魏登國元年(公元386年),止於隋義寧二年(公元618年李延壽紀傳體100
16舊唐書始於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止於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後晉劉昫紀傳體200
17新唐書始於太原起兵歐陽修宋祁紀傳體225
18舊五代史始於後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止於周世宗顯德七年(公元960年北宋滅後周薛居正紀傳體150
19新五代史始於後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止於後周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歐陽修紀傳體74
20宋史始於趙匡胤建宋脫脫紀傳體496
21遼史始於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公元907年),止於天祚帝耶律延禧遼朝歷史(公元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遼歷史脫脫紀傳體116
22金史始於女真族的興起,止於金朝滅亡脫脫紀傳體135
23元史始於從蒙古族興起,止於元朝滅亡宋濂紀傳體210
24明史始於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止於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年張廷玉紀傳體332
相關新元史止於北元昭宗宣光八年(1378年)民國柯劭忞紀傳體257
相關清史稿始於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1616年),止於清朝滅亡(1911年民國趙爾巽紀傳體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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