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

《左傳》

《左傳》全名為《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左傳》的作者,司馬遷和班固都說是左丘明,現在一般人認為是戰國初年之人所作。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儒家經典之一﹐西漢初稱《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或稱《春秋古文》。

基本信息

簡介

《左傳》《左傳》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者稱《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學名著和文學名著,是我國現存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最早的編年體史書為《春秋》,最大的編年體史書為《資治通鑑》,所以《左傳》只能說是最早的詳細的編年體史書)。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春秋》而作。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於魯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西漢時稱之為《左氏春秋》,東漢以後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它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西漢末年劉歆所見到的則稱“古文《春秋左氏傳》”﹐《左傳》就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劉歆認為《左傳》是傳《春秋》的﹐所以他就拿傳文去解經﹐使之互相說明。在漢代﹐《春秋》與《左傳》本來是各自單行的﹐晉代杜預在劉歆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把“經”(《春秋》)與“傳”(《左傳》)按紀年合併到一起成為一部書﹐而加以系統解釋﹐這就是《春秋經傳集解》

《左傳》《左傳》
舊說與《公羊傳》《穀梁傳》同為解釋《春秋》的三傳之一,實為記載中國春秋歷史的史學名著。又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內傳》。傳為春秋末魯人左丘明作,實際成書時間當在戰國中期。春秋時中國已有專職史官用簡練的文字記錄重要史事的綱目,《春秋》就是流傳下來的一種。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魏國的孔門後學以《春秋》為綱,依據瞽闍(盲史官)的講史記錄《國語》和當時尚能見到的其他典籍,編成了《左傳》這部中國古代編年史。從內容看,應屬戰國中期作品,不可能成於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體可能是左丘明(瞽闍)講述的史事,因而最後的編訂者才以他主名。《左傳》是通過敘述春秋時的具體史事來說明《春秋》所記錄的綱目的。通過《左傳》介紹的史事,能真正理解《春秋》標題目錄的全部意義。所以說《左氏傳》《經》,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左傳》不僅記載了春秋時代許多重要史事,還保存了前此的若干傳說古史。《左傳》西漢時屬古文經,並成為古文經中的主要經典。由於漢代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它長期不能立於官學,未取得設定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於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卻能在民間廣泛流行,並得到不少著名學者的研習和讚賞。西晉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始將《春秋》《左傳》合編為一書,博採漢儒解說,考訂異同,自成專門之學。其後《左傳》的地位逐漸超過《公羊傳》和《穀梁傳》。唐人孔穎達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傳詁》,則對杜注多所指摘。近人楊伯峻作《春秋左傳注》,簡明適用。

編者簡介

《左傳》《左傳》

關於《左傳》的作者﹐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是左丘明唐代匡首先懷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進一步提出:“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他還提出《左傳》作者可能是吳起。還有人主張為劉歆所作的﹐不過這些懷疑之說都沒有充分根據。關於左丘明的記載最早見於《論語?公冶長》。唐孔穎達認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傳序疏》)。清代朱彝尊認為左丘為複姓(《經義考》)。清代俞正燮又認為姓丘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類稿?左丘明子孫姓氏論》)。至於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詳。《孔子家語.觀周篇》說:“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未知所據。不過一般論者據《左傳》所記事實﹐都認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傳》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謎。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為斷言它是西漢末劉歆偽造。但在劉歆以前《左傳》已被許多人抄撮或徵引過,故康氏之說也難成立。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當代學者多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所作。據楊伯峻考證,大約作於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間。

《左傳》《左傳》

兩千多年來人們一般都認為《左傳》之作者為左丘明,此說最早見於《史記》,兩至隋的學者都奉之為權威,自唐以降,始有學者質疑。關於《左傳》之作者,有如下幾種不同於傳統觀點的看法:一、有人認為是吳起。因為《左傳》尊季孫氏,而《韓非子》記載,“季孫新弒君,吳起仕焉。”吳起對季孫感恩戴德。《左傳》於晉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吳起。於楚史尊王而貶臣,吳起在楚國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對他,阻撓其變法。吳起是大軍事家,而《左傳》正長於描寫戰爭。吳起為“衛左氏人”。所以看起來吳起似為《左傳》之作者,但某些預言的應驗又是吳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內容可能為其門人所添加。二、有人認為《左傳》對楚國記載得繪聲繪色,看來作者精通楚語。三、有人認為《左傳》為魯國史官左氏所作,也許此左氏為左丘明之後。四、《左傳》記載的孔子的許多言論與傳統儒家思想不合。當初,孟子卒而儒家分,所以有人認為《左傳》為儒之別派所作,與儒之正統派是有所不同的。

《左傳》中有許多古字,與考古得到的春秋銘器吻合,而且許多字詞含義和用法不見於戰國及後世,當為春秋末期或戰國初期人所作無疑。就傳統觀點來說,《〈春秋〉經傳研究》作者認為《左傳》為左丘明所著可信,並列舉論據,的確說得有道理。《左傳》稱魯為“我”,對魯國國君單稱“公”,記魯事甚詳,皆站在魯國立場上敘事評論。所以其作者為魯國人無疑。再觀《左傳》文,其中敘述孔子之言時多稱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學生在《論語》中都是尊稱其師為“子”,從未稱字,所以“仲尼”之稱應為孔子之好友所稱孔子。好友者何人?左丘明也。《左傳》深得《春秋》之微言大義,較《公羊》、《榖梁》為勝,其人必親與夫子論史,而深明夫子之理。
至於《左傳》中某些預言要到戰國時才應驗,而且又記載了些戰國時的歷史,這應該是後人增添,而全書之絕大部分還是寫成於春秋晚期。

其他諸說,論據不足,難以信服,存疑也。而自唐以降,對左丘明作《左傳》質疑者眾矣,且也能出示論據。然今未有定論,未有確鑿之證據表明《左傳》確為某人所作,姑當從傳統之說,以左丘明為《左傳》作者。

寫作年代

《左傳》的寫作年代﹐至今沒有定論﹐清代崔述根據書中文風及記事繁簡分析﹐主張“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為戰國後人也”(《洙泗考信錄.余錄》)。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則據顧炎武《日知錄》卷四《左氏不必盡信》條說:“左氏預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後概無征﹐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斷。”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因而推測﹕成書在公元前403年魏斯為侯以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張作《左傳》的左丘明與孔子所見過的左丘明為兩個人。

關於《左傳》的成書年代,需要談到的是,晉太康年間,汲郡人不準盜發魏惠王墓,發現了一大批失傳已久古籍,其中就有一本叫《師春》,裡面全是照抄《左傳》的卜筮原文。所以看來《左傳》成書於魏惠王去世前。《左傳》中對田氏代齊的預言是“八世之後,莫之於京”,為什麼不說“十世之後,代齊為王”(公子完為第一世,田和為第十世)呢?“莫之於京”並不肯定田氏一定代齊,而如果作者能看到田和代齊,則不會這么預言了,因此可以肯定《左傳》作于田和代齊之前。

思想內容

《左傳》《左傳》

《左傳》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向。其觀念較接近於儒家,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種重要的思想進步。作者要求擔負有領導國家責任的統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慾,而要從整個統治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問題,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傳》雖不是文學著作,但從廣義上看,仍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敘事性作品。比較以前任何一種著作,它的敘事能力表現出驚人的發展。許多頭緒紛雜、變化多端的歷史大事件,都能處理得有條不紊,繁而不亂。其中關於戰爭的描寫,尤其寫得出色。作者善於將每一戰役都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對於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係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以簡練而不乏文采的文筆,且行文精煉、嚴密而有力。這種敘事能力,無論對後來的歷史著作還是文學著作,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動有趣,常常以較為細緻生動的情節,表現人物的形象。《左傳》對後世的《戰國策》《史記》的寫作風格產生很大影響,形成文史結合的傳統。

《左傳》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曆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范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左傳》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它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補充並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但記魯國一國的史實,而且還兼記各國歷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賬式的記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引征了許多古代史實。這就大大提高了《左傳》的史料價值。

由於《左傳》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左傳》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後有鄭玄、杜預為其作註解,以後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它表現在: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特點與品評

《左傳》《左傳》

《左傳》記事基本以《春秋》所載魯十二公為次序﹐但在魯隱公元年之前﹐有魯惠公生魯隱公及隱公即位的說明﹔魯哀公二十七年之後﹐又附錄了魯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晉國知伯被殺之事。全書內容包括聘問﹑會盟﹑征伐﹑搜狩﹑城築﹑婚喪﹑篡弒﹑族滅﹑出亡等。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記錄了諸侯﹑卿大夫的活動﹐並把筆觸深入到商賈﹑卜者﹑刺客﹑樂師﹑妾媵﹑百工﹑皂隸等階層﹔通過對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霸業盛衰的敘寫﹐反映了當時諸侯國之間錯綜複雜的角逐﹔而對季孫氏﹑田成子﹑晉國諸卿與公室的矛盾﹐鄭子產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會內部的變革及其趨向。

左氏在敘事中敢於直書不諱﹐帶有鮮明的傾向性。他往往以“禮也”﹑“非禮也”作為對人物的評判﹐表現了保守的倫理觀念﹐但總的說來﹐是非﹑愛憎觀念和歷史觀還是比較進步的。例如書中既肯定霸主的歷史功績﹐又不避諱齊桓公好內多寵與公子重耳的貪圖安逸。又如敘“晉靈公不君”(宣二年)﹑陳靈公“衷其祀服﹐以戲於朝”(宣九年)﹑齊莊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勝與鄔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過富有特徵的細節描寫﹐把統治者的暴虐荒淫﹑醜惡污穢揭露無遺。而忠良機智的晏嬰﹑剛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遠見的子產等人﹐則被作為系國之安危的人物來加以肯定和讚揚。書中還貫穿著適應當時歷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觀點。這種觀點通過隨季梁(桓六年)﹑宋司馬子魚(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產為政(襄二十五年)﹐韓獻子論欒武子報楚(成十五年)﹐齊晏嬰﹑晉叔向論齊晉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論撫民(昭十九年)﹐逢滑對陳懷公(哀元年)等﹐都強調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軍事鬥爭中的作用﹐從而得出“國將興﹐聽於民”的結論。這裡表現了作者進步的思想傾向。

前人評說“左氏艷而富”(范寧《穀梁傳序》)﹐“ 《春秋》謹嚴﹐ 《左氏》浮誇”(韓愈 《進學解》 )﹐這正表明《左傳》在文學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強。從《春秋》只作大事記式的記錄﹐到《左傳》中出現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是歷史散文的一大進步。如隱公元年記“鄭伯克段於鄢”﹐作者按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有組織﹑有層次地加以敘述﹐表現了鄭伯的狡詐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釀禍﹐概括了鄭國統治集團內部幾十年鬥爭的歷史。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之亂﹑宣公二年趙盾晉靈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難等﹐都寫得有聲有色。從中既可看到歷史的進程﹐又可看到出現於歷史舞台上的人物的舉動神情。把歷史的真實性﹑傾向的鮮明性﹑表達的形像性結合起來﹐通過具體的人物活動去展現歷史畫面﹐創立了中國歷史撰述的優良傳統﹐為後世史傳文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敘寫戰爭是《左傳》的所長。全書寫軍事行動400多次﹐其中以晉楚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殽之戰(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晉楚邲之戰(宣十二年)﹑齊晉之戰(成公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戰役最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戰役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寫戰場交鋒多用略筆﹐戰爭之起因﹑戰前的策劃及戰後的影響則詳寫﹐把戰爭的勝負與參戰國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將帥的品格等因素有機地聯繫起來﹐寫出了某種歷史的必然性。

《左傳》敘述戰爭尤其講究謀篇。短篇如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先略敘魯師得勝﹐而後詳敘曹劌論其所以勝﹐由表及里﹐詳略得宜。中篇如秦晉殽之戰寫蹇叔哭而送師﹐有先見之明﹐穆公哭而迎師﹐知錯能改﹐一首一尾遙相呼應。長篇如晉楚城濮之戰﹐標出“取威定霸”為綱﹐文隨戰機﹐時緊時緩﹐幾開幾合﹐使情勢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最終以周王冊命晉文定霸作結。這些都是鮮明的例證。作者還常常在激烈緊張的戰爭氣氛中﹐插入生動有趣的細節﹐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獻﹑下車免冑﹑執榼犒師等﹐顯得優遊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說:“夫記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傳》。”

應對辭令也是《左傳》中富有文學意味的一個部分。當時諸侯國往來頻繁﹐使臣是否善於辭令﹐不但關係到個人榮辱﹐並且關係到國家安危。書中如“陰飴甥答秦伯之問”(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王孫滿論鼎之輕重”(宣公三年)﹑“賓媚人責晉”(成公二年)﹑“知罃對楚王問”(成公三年)﹑“戎子駒支責晉於朝”(襄公十四年)﹑“子產論毀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記述辭令﹐無不曲折縝密﹐委婉盡致﹐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劉知幾《史通》說﹐《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劉熙載認為:“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 《藝概.文概》 )可見其語言精要已成為歷代楷模。此外﹐作者運筆靈活多變﹐如“秦晉嬴之戰”中寫文嬴請釋秦囚﹐先軫怒﹐“不顧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寫楚子拊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如“晉楚邲之戰”寫晉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晉兵脫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晉兵解嘲說:“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這些描寫﹐或細膩﹐或誇張﹐或詼諧風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傳》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漢司馬遷發展了《左傳》的傳統﹐寫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不僅內容上與之相接續﹐體裁﹑手法亦以之為法﹐宋人對“《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現存《左傳》注本最早的為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兩部。清有顧炎武的《左傳杜注補正》﹑惠棟的《左傳補註》 ﹑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 ﹐近人有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今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問題討論

《左傳》《左傳》

《左傳》無經之傳考,《公羊》《榖梁》《春秋經》的傳,這一點從來沒有人發生過懷疑。《左傳》則不同。除了有大量的無傳之經外,還似乎有為數眾多的無經之傳。人們不禁要問:《左傳》既是解經的,為什麽會有這些無經之傳呢?於是《左傳》的性質亦即《左傳》是否《春秋》之傳遂發生了問題。

自從劉歆提出要將《左傳》立於學官以來,爭論就開始了。不管西漢博士出於什麽動機,他們所持的“《左氏》不傳《春秋》”的觀點卻開啟了此後將近兩千年間一些《左傳》研究者的疑竇,從而使《左傳》與《春秋》的關係成為研討的課題。西漢博士的論證雖然沒有留傳下來,但既然說“《左氏》不傳《春秋》”,那麽人們很容易導出“《左傳》與《春秋》是兩本不相干的書”這樣的推論。現在所知最早明確作出這種表述的是晉人王接。王接說:“《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1既然不是為解經而“發”,那麽《左傳》當自有作意,自是一部不依賴於《春秋經》而獨立存在的著作。到了唐代,人們開始注意到了《左傳》的史書性質。陳商說:“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2這麽一划分,便把《左傳》與《春秋》剝離開了,兩書連性質都不同,怎麽會是一回事呢?宋人疑《左傳》的就更多了。朱熹說:“左氏是史學,公、榖是經學。”3雖說祗是區分三傳,其實距否定《左傳》之解經,也就祗有一步之遙了。劉安世說:“讀左氏書,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4這話更加明確,大有離則雙美、合則兩傷之意。

平心而論,這一派的意見是很有些說服力的。經、傳之不能完全契合,特別是“無經之傳”的大量存在,應該說是引起人們疑心的主要原因。此外,《左傳》中雖也有不少解經的內容(包括“君子曰”、“五十凡”、解經語等),但這些東西都有很明顯的嵌入的痕跡,多數都沒有與傳文融為一體。清儒皮錫瑞曾經舉“鄭伯克段於鄢”一段為例,指出在“太叔出奔共”一句下硬加上了“書曰……難之也”一段解經的話,致使本來與上文緊密相連的“遂置姜氏於城潁”的“遂”字顯得上無所承,突如其來。因此“書曰”云云顯然是被人後加上去的。5這一發現當然是支持《左傳》本與《春秋》各自為書的說法的。那麽,究竟是誰將“書曰”、“君子曰”之類的解經語加進去的呢?

自宋以來,就有人懷疑是劉歆改造了《左傳》,加進了解經語。林栗說:“《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6到了清代,劉逢祿作《左氏春秋考證》,詳細論證了劉歆是怎樣把先秦舊書《左氏春秋》改編為《春秋左氏傳》的。後來康有為繼承其說,進而提出劉歆割《國語》、偽造《左傳》的新說。劉、康的觀點儘管有很多不同,但在《左傳》(這裡指劉歆以前的“左傳”)與《春秋》本是不相干的兩部書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這一點恰是《左傳》問題的要害所在。劉、康的意見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影響至為深遠。在本世紀初期,不少著名學者都是信從劉歆偽造說的。

學問之道,有如積薪,總是後來居上。現代學者的研究,又徹底推翻了劉歆偽造說。研究表明,那些所謂由劉歆加進去的解經語、“君子曰”等等,在劉歆以前早已存在了。司馬遷曾經引用過,先秦諸子也曾經引用過。這對於劉、康的說法無異於釜底抽薪。時至今日,除了極個別的人以外,已很少有人相信劉歆偽造說了。但是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疑點依然存在。《左傳》之“述史”部分與“解經”部分之不相融合是不爭的事實。大量“無經之傳”的存在也有目共睹。怎樣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乃是擺在現代學者面前的一個難題。

文學色彩

《左傳》《左傳》

《左傳》雖是歷史著作,但與《尚書》《春秋》的有所不同,它“情韻並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時期最具文學色彩的歷史散文。

第一,文學性的剪裁和歷史時間的故事情節化。

第二,刻畫人物性格神形畢現,有立體感。

第三,生動的場面描寫和傳神的細節描寫。

第四,擅長敘寫外交辭令,理富文美。

後人注釋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

《春秋左傳詁》,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清劉文淇等撰。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撰。

盤點世界經典名著

盤點世界經典名著。

四書和五經

四書五經書籍主要內容備註
四書《大學》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治亂的關係被列為四書之首
《中庸》中國古代討論教育理論的重要論著
《論語》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孟子》孟子的言論彙編
五經《周易》占卜之書 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書》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
《詩經》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年的詩歌305篇 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
《禮記》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
《左傳》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篡弒等

十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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